所有上述现象都很清楚地见于考古学的资料，但它们并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龙山文化。它们所指向的乃是在中国相互作用圈每一个区域文化之内的在文化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一连串的彼此有关的变化。从每一个区域文化个别的观点来说，外面的作用网和两千年间在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史到公元前第三千纪
之末之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的准备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
注释：
［1］《考古》1981年第3期，第261～２65页。
［2］《远东博物馆馆刊》，1981年。
［3］《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第114～130页。
［4］《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78～7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5］《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7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6］《哈佛亚洲学报》，第100～149页，195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59～309页，1959年。
［7］《考古》1982年第1期，第44页。
［8］“Interaction spheres in
prehistory”,in:Hopewellian Studies,J.R.Caldwell and R.L.Hall,eds,Illinois State
Museum Scientific Papers 12 (1964),no.6,pp.135～143
［9］“The peruvian cotradition”,in:A Reappraisal
of Peruvian Archaeology,W.C.Bennett,ed,Memoirs,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1948,p.1.
［10］美国考古学上对“文化”和“类型”的使用法，见G．R．Willey and
p.phillips,Method and Theory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1］关于遗址与器物群的考古分类的基本原则，见K.C.Chang,Rethinking
Archaeology,Newyork:Random House,1967.
［12］“Shifts in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Current Anthropology,18(1977)210.
［13］“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Annual Review in Anthropology,6(1977),382.
［14］K.C.Chang,Shang Civiliz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pp.366～367.
［15］《文物》1981年第6期，第41～48页。
［16］刘耀、祁延霈著：《两城镇龙山遗址发掘报告》的原稿现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遗物简述见S.Y.Liang,“The Lungshan
culture”,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4(1939),69、79和尹达： 《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17］上引 S.Y.Liang，“The Lungshan
Culture”.
［18］《文物》1978年第4期，第35～45页。
［19］《考古》1962年第1期，第28～30页。
［20］《考古》1980年第1期，第11～17页；《文史哲》1981年第1期；《考古》1985年第7期，第595～601、632页。
［21］《考古》1963年第7期，第347～350页；《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第1～83页。
［22］《考古》1962年第10期，第509～518页。
［23］《考古》1977年第4期，第262～267页。
［24］《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第329～334页(呈子资料承潍坊市博物馆杜在忠先生来信补充，谨此致谢)。
［25］《考古》1976年第6期，第377～382页。
［26］［27］《城子崖》第2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28］《考古》1977年第4期，第267页；
《文物》1981年第6期，第47页。
［29］山东龙山文化概述见上引 S.Y.Liang,“The Lungshan
Culture”；《文物》1981年第6期，第41～48页；
《文物》1979年第11期，第56～62页；《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第1～21页。
［30］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1937年；施昕更：《良渚》，西湖博物馆，1938年；
S．S．Beach，China Journal 31(1939)，pp262～266。
［31］慎微之：
《吴越文化论丛》，第217～232页，1937年。
［32］《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期，第25～28页；1956年第3期，第84页。
［33］《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1页;《考古》1980年第4期，第353～358、360页。
［34］《考古》1974年第4期，第249～250页。
［35］《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09～136页。
［36］《文物》1984年第2期，第1～5页。
［37］《文物资料丛刊》6，第25～36页，1982年。
［38］《文物资料丛刊》3，第1～24页，1980年。
［39］《考古》1982年第5期，第463～473页。
［40］《考古》1981年第3期，第193～200页；1984年第2期，第109～129页；《文物》1984年第2期，第17～22、5页。
［41］《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12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93～106页。
［43］最初的报告还列了花生、芝麻和蚕豆，但这几种遗物以及丝织品的出土层位被人提出怀疑，见《考古》1972年第6期，第41页；
《考古》1979年第5期，第400～401页和原作者的解释，《考古》1980年第4期，第353～358、360页；关于丝织品，见《考古》1972年第2期，第13～14页。
［44］《文物资料丛刊》6，第27页，1982年。
［45］《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120～12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文物》1984年第2期，第23～36页。
［47］《文物资料丛刊》6，第35页，1982年；《考古学集刊》3，第217～224页，1983年；
《考古》1984年第2期，第34、29页。
［48］《考古》1983年第5期，第459～460页。
［49］石璋如：《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大陆杂志》4，第3期，第65～73页，1952年。
［50］［90］《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51］《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59～565页；
《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66～57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第259～309页，1959年。
［52］《考古》1961年第4期，第175～178页。
［53］《考古》1960年第8期，第5～7页。
［54］《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58～60页。
［55］《考古》1980年第1期，第19～23页。
［56］《考古》1959年第2期，第71～75页。
［57］《考古》1960年第9期，第5～9页；
《考古学集刊》4，第20～27页，1984年。
［58］《中国陶瓷史》，第12～1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59］同［50］，第110～111页。
［60］同［5］，第69～73页有一晚近的撮述。
［61］关于龙山文化区域类型的分类，见［4］，第32～49页；《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第20～25页；《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第195～19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又见［5］。
［62］《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第195～197页，1984年。
［63］《文物》1972年第10期，第11～12页。
［64］同［4］，第36～37页；
《文物》1983年第2期，第50～59页。
［65］《文物》1983年第3期，第21～36页。
［66］《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第4～8页。
［67］《考古》1983年第2期，第116～121、132页。
［68］《考古学报》2，第83～120页，1947年；《考古》1981年第5期，第385～397页。
［69］《考古》1978年第1期，第35～40、64页。
［70］《安阳发掘报告》4，第609～625页，1933年。
［71］《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84页。
［72］见于《安阳发掘报告》1～4，1932～1933年；《考古学报》1，1936年。
［73］《考古》1972年第5期，第8～19页；1982年第6期，第565～583页；
《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33～37页。
［74］《考古》1980年第3期，第193～202页；《考古学集刊》3，第1～50页，1983年。
［75］《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73～115页。
［76］《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31～536页；1961年第4期，第197～202页。
［77］同［4］，第35页。
［78］《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84页。
［7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3，第23页，1948年；《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第33页。
［80］《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31～532页，据最初的报告，房子中的人头骨共有4个，据当初参加发掘的严文明的报告，实际上发现了4个完整的人头骨，另外有两个残缺的人头骨，所以一共是6个，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38～41页。
［81］《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82］同［4］，第34页；《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第15～21页。
［83］《考古》1964年第4期，第175～178页；第1期，第5～17页；1983年第2期，第101～105页；
《文物》1981年第7期，第39～51页；《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7页。
［84］《考古》1978年第4期，第244～255页；1982年第2期，第186～191页。
［85］《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41～92页；1958年第4期，第19～26页；1979年第3期，第301～374页；
《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第22～29页；1983年第4期，第1～8页。
［86］《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第1～21页。
［87］《文物》1983年第3期，第8～20页。
［88］《考古》1978年第1期，第23～34页；1979年第4期，第300～307页；《文物》1983年第3期，第37～43页。
［89］《考古》1975年第5期，第283～294页；
《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第427～475页。
［91］《考古》1980年第2期，第97～107页；
《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第55～91页。
［92］《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第2页，此文报告系一铜残片。
［93］《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第20～25页。
［94］《考古》1980年第1期，第18～31页；1983年第1期，第30～42页；1983年第6期，第531～536页；1984年第12期，第1068～1071页。
［95］《考古》1980年第1期，第30页。
［96］《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第78～84、90页。
［97］《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第32～38页；《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
［98］《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13页。
［99］《考古学集刊》4，第1～39页，1984年。
［100］J.G. Andersson,Memoirs,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ies A.S.1925;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4；《远东博物馆报刊》15，1943年。
［101］齐家在上、仰韶在下的层位关系在洮河和渭水上游许多遗址中都可看到，见《考古学报》3，第101～117页，1948年；
《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9～10页；1958年第5期，第1～5页；1958年第7期，第6～16页；1958年第9期，第36～46页；《考古》1959年第3期，第138～142、146页。
［102］关于齐家文化一般概述，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第76～83页；1980年第3期，第77～82、33页。
［103］《远东博物馆馆刊》18，第457～458页，1946年。
［104］《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29～61页。
［105］《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95页。
［106］《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53～70页；1978年第4期，第421～427页。
［107］《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8］《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22～24页。
［109］关于齐家文化内农业与家畜豢养之相对重要性，见《考古》1961年第1期，第3～11页；1961年第7期，第338～389页；《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第76～83页。
［110］《考古》1980年第4期，第365～368页。
［111］《考古》1959年第3期，第138～142页；1959年第7期，第323～325、345页；1959年第10期，第517页；1961年第1期，第10页；1976年第6期，第352～355页；《文物》1979年第10期，第60～69页。
［112］《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1～210页；1982年第4期，第392～397、406页。
［113］《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77～82、33页。
［114］《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19～530页。
［115］《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2年；《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第76～81页。
［116］《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2年。
［117］青龙泉以外的资料有报告的见《考古》1976年第3期，第187～196、160页；1983年第1期，第17～29页；《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7～470页；《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第77～90页。
［118］同［5］，第136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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