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四章里面撮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好几个区域中发展的有关资料。过去十年来考古学的进展已经告诉了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但是已知的各区域的史前史已将两个发展趋势表示得相当清楚。其一，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

　　假如我们将大约公元前7000～前6000年期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前3000／2000年期间(上列年代不规则的理由下面不久便可明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比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起初，有好几处互相分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是有鉴于后来的发展，但在公元前7000年时并没有人会知道这种情况的。后来，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有新的文化出现，而旧有的文化继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它们的位置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一点且等下文再说。   

　　在目前所有的考古记录中，陶器最初出现以后的数千年之内，华北有四组互相关系密切的遗址群，而华南有多在石灰岩洞穴中的孤立的发现。华北的遗址中出土了粟米农业的证据和有关的器具，包括镰刀、磨盘、磨棒。陶器特有附在底上的三条小形而锥状的足——这些是最早的特征性的中国式的容器即鼎。陶器多素面，但有些器上印有绳纹，还有相当数量的有篦印纹和摇椅式印纹。在华北常见的半地下式草泥土家屋和窖穴式的居住形态在这时候已很普遍。同时，华南的洞穴住民生产了一套颇为不同的器物：砾石砍器、绳纹陶器，以兽骨和渔猎具形式出现的丰富的狩猎与渔捞的证据。可能从事若干农耕；主要作物当是稻米和根茎类作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考古文化的数目增加了，它们占据的区域扩大了，而且各个文化的界说更明显化了。在过去为较早的四组新石器文化遗址群——磁山、裴李冈、渭水流域和李家村——所分布的区域内，现在有了一个仰韶文化，下面分为界说明显的地方类型。若干类型很可以看做是较早的遗址群在同一地区内的持续，可是仰韶的整个分布区域要广大得多了，包括了从河北到青海的大部分黄河中游地区。一个新的文化，即大汶口文化在山东和苏北出现了，被现已越来越窄的豫东和鲁西南的沼泽地带与仰韶文化分隔开来。这个文化很可能是从北辛类型发展出来的；北辛类型好像是磁山和裴李冈穿过沼泽地带移动后在山东的登陆点。再往北看，在辽河下游有新发现的新乐文化，它的平底篦印纹的陶器指向亚洲东北部的联系，可是它的篦印纹和摇椅印纹也可能指向河北的较早的磁山类型的联系。仰韶、大汶口和新乐都是种植粟米的文化。虽然如此，虽然它们彼此可能有关，它们却是三个各有特色的文化。   

　　华南的情况也显示了好几个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可是都是种植稻米的。在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是有红陶的马家浜文化，而在它南边与它隔杭州湾相望的是有黑陶的河姆渡文化。沿着长江向上流追溯，最近在长江中游盆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后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有了大溪文化。再向南走，沿着东南海岸地区，有以绳纹陶或篦印纹陶为特征的零星遗址，可能是从由仙人洞和甑皮岩的石灰岩洞穴文化所知的早期的底层文化持续下来的，但是遗址数目还太少，分布又太稀散，还不能加以稳固地分类。仅有的发掘较多的遗址是属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的，而这个文化将来很可能把进一步的研究推早到仙人洞和甑皮岩这一时代。那个时代的绳纹陶文化很可能是所有的华南的种植稻米的文化的祖先：大坌坑、河姆渡和马家浜早期都有绳纹陶，可是大溪的绳纹陶较少。可见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各区域的文化又有个别性，有各自的特色。   

　　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左右，华北和华南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来一种互相连锁的程序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这个程序在华北在这以后一千年内，在华南在这以后一千五百年之内继续深化。各个区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触，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现了持久而重要的交流关系的具体的、逐渐增加的证据。这个交互作用的程序无疑在数千年之前便已开始，但是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它在考古记录中的表现才显得清楚而且强烈。这些表现可以从两部分来叙述，即华北诸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和华北、华南文化之间的表现。

　　在华北之内，相互的关系在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各类型之间开展。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已经大致形成，而仰韶与大汶口之间的陆上交往必由这个空隙的变窄终于消失所促进。整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数处遗址中发现，最西到达了偃师，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壶、袋形足的、镂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见于豫西类型的仰韶器组^［1］。仰韶对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响也很显著^［2］。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的单子是很长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辽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红山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土珠山无疑是属于同一个运行轨道之内的，都具有细石器和篦印纹平底陶器这种北方的特征。土珠山和大汶口经由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列岛而相接触，如山东蓬莱以北长岛县的北庄遗址的考古遗存所示，在这里篦印纹陶器和大汶口类型伴存出现^［3］。至于红山和仰韶，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谈到它们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区彼此之间直接的接触。在红山文化最初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因为它有绘黑彩的红陶，考古学者很快地做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现在我们对这个文化本身了解比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河谷本身的发展，也许是在新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外面的影响，包括仰韶的影响^［4］。“如‘红顶碗’式的陶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钵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也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有凸饰的圆腹罐，和半坡遗址的有凸饰的尖底罐也类似。”^［5］

　　华北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考古证据就是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成形；龙山形成期在第四千纪的中叶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出现，然后沿着东海岸直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千纪的中叶。龙山形成期这个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为贯穿若干区域文化序列的空间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来的，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东海岸在一段连续的时期之中的许多石器和陶器特征与类型上的相似之处^［6］。为了解释龙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广泛的扩张，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当时觉得把它当做从一个核心区域，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汾、渭、黄三河交汇的地带，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沿着海岸平原我们可以走入马家浜文化的领域。从这里我们有两条路线可走：向南穿过杭州湾到河姆渡的领域及其更南到东南海岸，在这里稍后我们可以接触福建的昙石山与溪头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另一条路是自马家浜转向西而沿长江向上游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然后在江西又碰到跑马岭文化(或称为山背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向上游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或沿赣江转向南方走入粤北和石峡文化。在这些区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遗址不都是完全同时的，但它们的文化传统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还没有为考古学所揭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学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纪)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但这可能只是由于资料不全所产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区域之间都有重叠现象。   

　　沿着东海岸和长江流域作这个贯穿各个考古文化区的假想中的旅行，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遇的史前居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点。磨制石斧、石锛、石刀和许多骨角蚌器在这个区域中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固然在一般的形式上来说它们在所有的相当的文化中都有。可是特别引人注意的类似点——考古学上所谓共同水平的标志——可见于陶器的形制和装饰上面。这中间最令人信服的是我所谓的龙山形成期的诊断特征，即有镂孔的高低不一的圈足的豆与三足的鼎形烹饪器。这两种器形不但在龙山形成期遗址出现，而且数量众多。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的相似点，有的比较一般，有的很特殊。在一篇谈论山背文化的文章^［7］里，彭适凡举证说明这个在赣江流域占据战略位置的江西文化曾经作为与东边(长江下游)、西边(长江中游)和与南边(广东)文化接触交流关系的枢纽。他绘制了一张分布遍及我们所谈这个区域的若干陶器石器类型的比较表。虽然他用作比较的文化都是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这个表所显示的陶器水平期都是有长久历史的。   

　　如上所述，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相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这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是自葛德伟(Joseph R.Caldwell)那里借来使用的。在他的一篇讨论北美东部侯泼威廉(Hopewellian)的资料的文章里，葛氏必须处理两项显著的特征：分布广泛的侯泼威廉式遗物中间在世俗性的、日常生活上的和非墓葬中的各方面很显著的差异性，和少数在埋葬习俗和葬用器物上在很大距离中间的很有趣的极端的相似性。葛氏用这个名词主要来指称各区域之间在葬仪上或宗教上的相互作用^［8］，但他也很明显地暗示着说，相互作用圈也可以建立在他种的相互作用活动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谈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似乎牵涉到范围远较广泛的诸种活动。我们可以借用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本奈特(Wendall C.Bennett)初用于秘鲁的所谓“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他的定义是：“文化史的总单位……在这里面其构成文化在一段时期之间彼此发生关系。”^［9］我在这里选用葛德伟的名词，因为它比较有叙述性，并且不言自明。   

　　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