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豫西豫中类型。
这个类型又称为王湾或煤山类型，在黄河中游龙山文化诸类型之中分布最广，所发现遗址最多。遗址分布于山西河南之间黄河两岸、河南的洛河河谷和嵩山地区，向东沿淮河支流颖河延伸到禹县以东。这个类型的特征撮述如下：“
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黑陶为主，褐陶逐渐减少，不见红陶。制法以轮制为主，其次是手制。纹饰以拍印方格纹、竖篮纹为主，其次是绳纹，还有一些划纹和指甲纹等。器形：以侈口夹砂罐、高领瓮，双腹盆、、甑、单柄杯、斜壁碗(盖)、圈足大盆等为最常见。另外，还有乳头足罐形鼎、袋足、平底三足、鬲、
、豆、垂腹罐(壶)、研磨器和器盖等。”［82］这个类型的主要遗址包括：洛阳数处，包括王湾［83］、孟津小潘沟［84］、郑州地区数处［85］、沁阳点军台［86］、登封王城岗［87］，禹县数处［88］、临汝煤山［89］、陕县三里
桥［90］和夏县东下冯［91］(以上遗址除东下冯在山西西南角外，都在河南)。
1977～1981年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出土一座夯土城墙。城有东西两城，但东城大部都已冲蚀，只余西南角。西城的东城墙即东城的西墙，城作方形，南北约92米，东西82．4米。西墙南北走，偏西5°。南墙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所在。城墙用夯土建筑，夯层多10厘米厚，但有若干层仅6～8厘米厚。每层上表铺一层细砂，然后该层用河床砾石捶紧，砾石的印痕在每层表面都可见到。在西城中央高地上和城西南部发现了夯土基址的残迹，但保存不足，无法复原。基址当中掺有圆形地下穴，常填有成层的夯土。夯土层中间发现大人或小孩的墓葬，每墓二人到七人不等。这些墓葬被认为与房屋奠基的仪式有关。以第1号坑为例：共二十层夯土，每层8～24厘米厚，从第3层到第6层之间发现了七具骨架。
煤山遗址出土了十七处房屋。房屋均建筑在略低于地面的居住面上，以草泥土为墙和隔墙。居住面上抹数层薄石灰。房屋之一的大小是3.5米
×5米
，东下冯遗址出土许多墓葬，都是单人土坑墓，有生土二层台但少随葬物。M313墓穴圆形，中埋一青年尸体，两足都被整齐地斩掉。
虽然龙山文化这个类型的遗址已有不少发现，关于它的资料仍嫌不足。在王城岗我们见到贵族的房屋，和可能与之相关的人牲祭祀。没有夯土房基的煤山房屋以及其他遗址发现的房屋代表至少低下一格的阶级，而东下冯的墓葬显然属于再低下的阶级。除此以外，当时的社会还有许多缺环。还应当一提的是在王城岗的一个窖穴里发现了一个青铜容器的残片，经分析证明为铜锡和铅的合
金［92］。煤山陶制坩埚的碎片发现于两个窖穴，其中有的在里面表面上附有金属渣滓，有一件经化验含95％的红铜。最后，像其他龙山类型一样，占卜用的肩胛骨广有发现。
4.晋南临汾盆地类型。
晋南类型(又称陶寺类型)是最近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发掘以后才辨认出来的。目前在临汾盆地的坡地上已发现七十多处遗址［93］，但仅陶寺遗址有较详的报告［94］。这个遗址面积很大，其遗迹遗物分布范围有1.5公里×2公里，但仅有一小部分经过发掘。除了少数房屋、窖穴和陶窑外，这个遗址中主要的发现是一处巨大的墓地。调查者相信这个墓地有数千座墓葬，已发掘的有千余座。这里所发现的陶器与豫西豫中类型的相似，但包括数种有特色的器形，“直口肥足鬲、方格纹带把或带纽鬲，平口鬲、圈足罐、扁壶、斝、簋”等器形是豫西豫中所不见的［95］。
与墓地内各墓葬之间的差异有关的陶寺最令人注目的发现是在若干墓葬中出土的值得注意的一些器物。墓葬都是单人土坑墓，头朝东南，而这些墓葬似乎排列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而在每一组之内各个墓葬又好像依照某种规则而排列。这使人想到山东呈子的墓地，但陶寺的资料所知尚不完整而且多未报告。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的是已发掘的千余座墓葬可以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等：
大型墓：已发现9座。墓坑约3米长，2～2.75米宽。能鉴定性别的骨架都是男性的。用木棺，里面铺以朱砂。随葬物丰富，有一两百件，包括一件绘有龙纹的红色陶盘及包鳄鱼皮的木鼓、石磬、鼓形陶器、木案、木桌、容器，其他有鲜艳彩绘的器物、石玉璧环和斧、整猪的骨架。但大墓中有四座没有包鳄鱼皮的鼓、磬和鼓形陶器的乐器组。
中型墓：约80座。墓坑浅而宽或深。浅而宽者2．5米
长，1.5米
宽，不深于附近的大型墓；深墓坑集中在墓地的另一处，长2.2～2.5米
，宽0.8～1米
，深2～3.5米
。浅墓坑多在大型墓附近，其中骨架似均男性。用木棺，有的有朱砂。随葬物包括整套的陶容器、彩绘木器、玉琮、斧、环、饰物和猪下巴。若干位于大墓附近的浅穴墓似乎是女性墓葬，用彩绘木棺，内有朱砂。死者戴繁褥头饰和臂镯，随葬有彩绘陶瓶。若干浅穴墓和全部深穴墓没有随葬的陶器或木器，在这里面发现的有木棺、繁褥葬衣、玉石斧、环、琮、梳、笄和猪下巴。有少数中型墓葬(浅和深穴)很少随葬品。
小型墓：六百一十多座已发掘，大小多2米 ×0.4～0.6米 ，多无随葬物。
上述现象说明财富在大型墓(占全部墓葬1.3％)与中型墓葬(占11.4％)中显著地集中。这比我们迄今讨论过的任何其他龙山墓地中更大程度的集中。大墓两旁各一中型墓的一组可能是一家的男主人和他的两个配偶。古代文献中记载鳄皮鼓和石磬为王室的象征，而龙纹盘、玉器和木器都是这段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发现物。1983年，在一座墓葬骨架的近骨盆处发掘了一件似铜铃器物，原来裹在纺织物里，化学分析证明它的成分有97.86％红铜，1.5％铅，0.16％锌。
5.陕西渭水流域的客省庄二期类型。
一般称为客省庄二期［96］，陕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代表遗址有西安客省庄［97］、临潼姜
寨［98］、华县横阵村［99］，以及渭水两岸的其他遗址。在姜寨，这个类型的遗物在半坡晚期或称西王村类型的上层发现。在横阵村，它的遗物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上面发现。在西安附近的张家坡，这个文化的年代在西周遗物以前。陕西龙山类型大致与其他龙山诸类型同时，但它与西周的关系以及它与殷商的相对年代关系等下面谈到周文明起源时再作探讨。
在客省庄发现了10座半地下式房屋的遗迹。房屋或只有一间屋子，或有两间屋室相接。双室的房屋，或有两间方形房间或内室为圆外室为方，尤有特色。房内的居住面铺有生活杂圾，然后经长期使用而踏紧。袋形窖穴有细口颈和大达4米
直径的窖室，也是有特征性的遗存。
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器物，多属农业文化，但渔猎具仍有发现。器物包括石刀、锛、斧和矛头；骨制的鱼钩、箭头和板状具；泥制的纺锤。贝壳器没有发现。兽骨中有狗、猪、牛、水牛、羊、兔和水鹿。除了兔和水鹿以外都是家畜，比起仰韶来有显著的进步。陶器中约80％是灰色的，像海岸地区龙山式的黑陶片不超过1％。印纹陶多印绳纹或篮纹；方格纹陶片很少。彩陶片(深红彩绘于红外衣上)有偶然发现。器形上，单把的鬲、绳纹罐和绳纹最为常见，鼎极少见。陶器多用手制，用泥条筑成，而且有的鬲是范制的。很少数的陶片有轮制痕迹。
在横阵村发现了1座一男一女的双人葬，随葬有六件陶器。在客省庄遗址，尸体有时埋葬在被废弃不用的窖穴里，每穴可达五具骨架。这个文化的另一特征是使用羊肩胛骨来占卜，烧灼过的羊肩胛骨时有发现。
(四)齐家文化
跟着陇东洮河流域广河县齐家坪标准遗址命名的齐家文化是安特生在1923年所发现的，安氏认为齐家文化是甘肃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甘肃与河南的仰韶文化都是从之演变而来的［100］。这个说法早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它整个分布范围之内都可找到的层位上的证据表明，齐家文化在时代上在仰韶文化之后，而在渭水上游的周文化层和西面的几个并存的金石并用时代文化之
前［101］。它的分布范围东到渭水上游，西到青海湟水流域，南到西汉水流域，北到宁夏和内蒙古的最西端［102］。齐家文化的遗址现已发现的有三百多处，其中除齐家坪［103］以外，所最熟知的有甘肃永靖大何庄［104］和秦魏家［105］、武威的皇娘娘台［106］和青海乐都柳湾［107］。一小串的C14年代把齐家文化放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大致与其东的龙山诸文化年代的后半相符。
齐家陶器的特征是具有篦纹或刻纹的黄棕色的陶，尤其是一种束颈、侈口、在肩上有两个大直圈状把手的平底壶。彩陶偶见，绳纹也有。粟粒遗迹和陶器上纺织物的印痕发现于永靖大何庄；占卜用过的猪骨和羊骨见于灵台的桥村［108］；卜用羊肩胛骨见于大何庄和永靖秦魏家；卜用牛、羊、猪的肩胛骨见于武威皇娘娘台；红铜装饰品和小件用具见于上举三址。狗、猪、牛、马和羊骨以及大麻的遗迹也有发现。这些发现都表示齐家是发达农业的文化，但在它们中间家畜似乎比在华北其他各处都较重要［109］。
在永靖大何庄遗址发现有涂白灰的长方形房屋居住面，在房子附近或里面造有圆形或方形的灶，在房子的周围有各种形状的窖穴。从房屋和窖穴里发现了23件红铜的器具和铜炼渣，前者包括刀、锥、凿和环。1件刀和1件锥经分析发现红铜占金属成分99％以上，包括不到0．4％的杂质(铅、锡等)。在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发现了1个红铜镜，直径89厘米，厚3厘米，在背面有花纹，由两个同心圆圈及其间的平行纹组成的单位所构成。经中子激活法分析所得的铜锡比率为
1∶0.096［110］。
齐家文化的村落包含它们自己的葬地。在秦魏家遗址发现两个葬地，一在遗址西南部，一在东北部。1960年在东北部墓地中100平方米
大小的一块地内发现了29座墓葬，南北排成三列，头均向西。其中24座为单人葬，另外5座各葬两个大人，一男一女。男子骨架直伸，女子在其左方，屈肢。所有墓葬都有石陶器随葬，并有一件到15件猪下巴。西南墓地下文化层出土了8座墓葬，上文化层出土99座墓葬，后者分六排自东北向西南排列，头皆向西北。墓葬绝大多数为单人葬，都有葬品——陶器、石骨器、饰物、卜骨和猪下巴。这种埋葬方式在了解齐家社会组织上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在大何庄遗址的地表上发现有小石块排成的圆圈圈，可能是一种宗教遗迹，附近有祭供用的动物的埋葬。
关于齐家文化的来源问题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它的粟米农业无疑是自仰韶文化传入的，但它的文化从属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它与渭水流域仰韶和龙山文化以及与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已经有人指
出［111］，但这些相似性可以用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接触关系加以解释。可能在这接近西北和内蒙古干燥草原而现代气候也趋于干燥的这个区域，仰韶式的农业文化较不适应而为以土著为基础的文化类型所取代，而后者接受了相当的仰韶农民的文化影响。与它同时的文化类型以及许多接着齐家而起的文化传统的性质似乎指向上述的可能性，可是那土著的基础如何还不能断定。同时由于最近在甘肃极东部镇原常山遗址的发掘［112］，有人又建议齐家文化是自早期常山文化发展出来的，后者可以把齐家与渭水流域的仰韶联系起来［113］。我们对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付以密切的注意。
(五)青龙泉三期文化
又称为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最初是在1958～1961年发掘的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的郧县青龙泉遗址中辨认出来的［114］。在这个遗址里，仰韶、屈家岭和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器物群发现有层位关系。最晚的这个器物群的特征：陶器以灰色为主，黑光陶较少。陶器一般手制，个别的轮制。篮纹为主，多交互拍印，彩绘陶片极少。代表器形有盆形鼎、厚壁的喇叭形杯、红顶碗、、、鬲和甗未见［115］。
根据李文杰在1980年的综合研究，青龙泉三期文化在湖北、河南南部和湖南北部有不到二十处遗址发现，大致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相符合［116］。这些遗址多半未经正式报告［117］。从层位和绝对年代证据上证明为比青龙泉三期文化为早的屈家岭文化显然是后者在本地的祖型，但青龙泉三期文化具有轮制陶器，灰陶、篮纹和方格印纹，以及上举的新器形，已演进为龙山式的新形式。从随葬的财富上说，当时已有显著的社会分化［118］，现有的资料还不能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推论，但这种龙山式文化的存在，暗示一种与其北和其东的龙山或龙山式文化相当的原始文明底层在湖北存在的可能性。湖北的长江中游盆地及其附近正好是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与第一千纪中有绝大重要性的楚文明的老家，这使得我们对上述的可能性感觉更大的兴趣。
公元前第三千纪(3000B.C.～2000B．C．)是龙山文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继续维持着本章开始所说的中国共同传统。上面简略地撮述的几个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黄河中游龙山文化诸类型、齐家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都是在生态学上和考古学上很明显的界说下来的，可是它们的考古研究工作的数量和深度很是不一，而我们面临的引人入胜的线索与问题远多于实实在在的答案。
不过，相互作用圈的完整性到了龙山时期显然进一步加强了，而且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在整个的相互作用圈内不但看到物质文化形式上的类似性，而且可以看到彼此相似的在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演进趋势。这表示着彼此间信息交往一定是持续的而且是频繁的，而且这种交往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穿过区域界限的彼此相关的变化。我们这里不妨简要地看一下有哪些种新建树到处滋出，而且由于形式上的相似彼此一定是有关联的。
1.红铜器物(多为小件饰物和无农业作用的小型器具)的考古学的证据已在山东、豫西、晋南和齐家自年代相当的考古层位中有所发现。已有的发现还不足构成一种重要的金属工业，但有鉴于后来的发展，我们必须认为龙山的金属技术是值得注意的。王城岗发现的青铜容器的残片尤其有重要的意义。
2.在工业上远为重要的是陶轮在陶器制造上非常广泛的使用。各种龙山文化的陶器彼此之间有非常重大的差异，但从红色陶向灰色陶的压倒之势的转变，以及彩绘装饰的一般衰落，一定是陶工有意选择的结果；这时的陶工具有改进了的陶窑和陶轮，一定代表龙山社会上的一种特化专业。
3.夯土建筑技术和使用这种技术来从事的城墙建筑，是分开的两件事，但是山东、豫东、豫北和豫西的城墙表现着一种技术的传递，又表现着防御性公共工事需要的产生。
4.与防御工事产生有关的是制度性使用暴力的考古上的证据。这种证据有两种形式：袭击或战争的遗迹，如涧沟人头骨及水井中尸体的发现，和与酋长或国王建筑有关的祭祀所用的人牲的墓葬。
5.当时有数种祭仪的表现，有的与政治地位崇高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首先便是若干动物和鸟在仪式性的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最近在山东两城镇、浙江的良渚遗址，以及山西陶寺的发现所示。
6.玉琮，尤其如与动物和鸟相结合，是显示一种独特的宇宙观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仪式用具。它在海岸地区的良渚和在内陆地区的陶寺同时文化中同有发现不是偶然的；无疑的，它代表这种宇宙观穿越区域的传递，或甚至代表以这种宇宙观为特征的一个全作用圈性的底层。如果我们把璧也放入这个宇宙观的口袋里去，则齐家文化也被涉入。
7.用肩胛骨的占卜术可说是普遍在龙山文化中出现，这是全作用圈的讯息交通或宇宙观底层的又一表现。
8.制度化的暴力和祭仪的考古证据几乎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尖锐分化的社会，而这种社会我们正好在许多龙山文化的墓葬遗迹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看到过公元前第五和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遗迹中社会分级的考古现象(见第三、四章)。这种趋势在龙山墓地中加速发展并作进一步的深化。同时，如山东呈子和山西陶寺的墓地所示，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似乎是在单系的氏族和宗族的框架里面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