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文化形成于元代。其时元大都是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无论是它的建筑规模、建筑艺术、科学布局和工程水平，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里是元初杂剧和戏曲表演的中心，涌现出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珠帘秀、连枝秀、天然秀、李兰秀等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理学在大都得到了迅速传播；绘画、书法、雕塑等领域也都是人才辈出；科学技术方面更是涌现出了郭守敬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此后，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京都文化更达到了鼎盛。其特点是四方人才荟萃于此，文化融各地之所长。如明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竟陵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曾在北京活动过，并且留下了大量有关北京的著作；明代江南盛行的弋阳腔、昆曲等也都在万历时传入北京；李时珍、徐光启、陈潢等著名科学家都曾在北京活动过；另外，长期留居于此的曹雪芹，在这里撰著有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雕漆、宣德炉、景泰蓝等一大批手工艺品在此发明，成为北京最为著名的特产。
天津文化形成于清代，其时由于天津城市地位的提高，经济的繁荣，使天津文化日趋昌盛，在教育、科举考试、著述、学术团体等方面都发展得非常迅速，从而摆脱了过去文化不昌的境
地［45］。金钺曾说：“自康雍以后迄今二百年间，硕彦之辈起，纂述之渊懿蔚然灿然，足称大观。考之海内通都名邑，人文偾兴之速，实罕匹伦。”［46］至近代，这里成为黄河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交会之处，其文化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市民文化”在近代黄河文化中独树一帜，尤具特色。
5．三晋文化区。
三晋文化简称为晋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山西省，东以太行为屏，西以大河为襟，南障群峦，北蔽大漠。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三晋文化。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三晋文化萌芽于石器时代，著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180万年的历史。西周初年，唐叔虞受封于此，成为晋国的始祖。春秋战国时期，晋、韩、赵、魏诸国先后以此为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区性文化。李元庆、高银秀在《先秦三晋文化思想探析》一文中认为，三晋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风貌的文化形态。法家思想是三晋文化思想的主体，同时这里也是纵横家和名家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在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问题上，三晋文化表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的朝气蓬勃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三晋文化的主流［47］。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成为黄河文化与北方文化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如在史前时期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的三次大冲撞中，它都起了纽带作用，使两大区系的史前文化不断扩散、融合。汉唐时期，这里的文化比较发达，科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很繁荣，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仅文人就达470
人［48］。故《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有“河东特多儒者”的说法。《通鉴》卷一七九也载：“河东晋魏以降，文学盛兴。”如太原人白居易、王维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宗教，特别是佛教在山西也十分盛行。在姜亮夫先生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书中，载有高僧593人，其中籍贯山西的就有42人，除去籍贯不明的63人外，山西人即占全部的近十分之一。宋金元时，三晋文化在当时的黄河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代名家有晋州平阳人孙复、解州夏县人司马光、汾州介休人文彦博；金元时，平阳不仅堪称为元杂剧的摇篮，而且其杂剧作家人数之多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平阳(今临汾县)、平水(今新绛县)的出版业更是盛极一时。明代，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当时与新安商人(或称徽州商人)齐名的两大商人集团，雄踞海内。正如当时学者谢肇所说：“富商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49］至清代，更是形成了天下”商贤皆出山右人”［50］的局面。
6．河湟文化区。
河湟文化区包括黄河上游九曲之地和青海境内湟水谷地、甘青交界地区、河西走廊及宁夏部分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河湟文化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形态长期并存的特征。这两种文化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四次文化会合，实现了河湟区域文化的总体整合，体现了多元汇聚的历史机缘。
从考古资料来看，这里的文化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河湟史前文化的发端。它们均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种植粟类作物，具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精彩绝伦的彩陶制作，更使其成为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名的黄河流域史前时期三大彩陶中心之一。
羌族是河湟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他们原来过着以畜牧为生、穹庐为居的游牧生活。大约到战国时期，羌人无弋爰剑从秦人那里学到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将其带回到了河湟地区，从此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再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西汉时，汉人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大量移居河湟地区，并在这里屯田，从而使河湟地区的农耕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脱颖而出。此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元代三个时期，河湟地区的土著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又进行了三次大的交会，从而实现了总体整合与多元汇聚的发展趋向［51］。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第221～2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第495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3］《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
［4］《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5］《战国策·魏策一》，商务印馆，1958年。
［6］《战国策·宋卫策》。
［7］《盐铁论·通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8］《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9］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后汉书》卷五四《杨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
［11］《周书》卷一八《王罴传》，中华书局，1971年。
［12］《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天圣八年三月、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4］《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第231～23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15］《战国策·燕策》，商务印书馆，1958年。
［16］《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
［17］《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
［18］邹逸麟：《东汉以后黄河下游出现长期安流局面问题的再认识》，《人民黄河》1989年第2期。
［19］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20］《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黄河上》，中华书局，1977年。
［21］《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黄河上》，中华书局，1977年。
［22］苏辙：《栾城集)卷四六《论黄河东流答刂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3］《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24］《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黄河》，中华书局，1976年。
［25］《金史》卷二七《河渠志·黄河》，中华书局，1975年。
［26］《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炎兴下帙九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7］《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三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8］《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十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再续行水金鉴》卷八六《中牟大工奏稿》，稿本。
［30］靳辅：《治河方略》卷五《河道考》，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31］《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十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2］《明史·河渠志·黄河上》。
［33］《行水金鉴》卷四八《靳文襄公经理八疏摘钞》，《国学基本丛书》本。
［34］《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65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
［35］任美锷：《黄河与人生》(打印稿)，1997年。
［3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第249～25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7］《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
［39］《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40］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7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41］逄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2］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43］王瑞功：《临沂人与两汉儒学》，《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
［44］《图书编》卷三四《统论南北形势》。
［45］范丽珠：《清代天津文化刍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46］《屏庐丛刻·总目》。
［47］《晋阳学刊》1987年第6期。
［48］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尚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49］谢肇：《五杂俎》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50］清光绪：《云中郡志》。
［51］戴燕：《古代河湟区域文化溯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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