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化生存的地域范围来看，也同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本书，狭义上的黄河文化的生存空间只包括黄河的干流区，即传统上所指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数省区。而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则除干流流经区外，还包括支流流经区，其范围要大得多，应包括北京和天津两

　　从她最为稳定的或核心的方面去考察，黄河文化主要属于一种小生产的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型文化，一种借助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   

　　总之，黄河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她的内涵十分丰富，博大深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哲学、科技、教育、语言文学、史学、宗教、民间信仰、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二）黄河文化区的划分   

　　如前所说，黄河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那么，依据什么来划分黄河文化区呢?   

　　我们认为，文化区就是指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即学术界所说的文化地理区。在同一个文化区中，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作为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文化区与行政区不属于同一个概念。行政区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前者是人为划分的，而后者则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的概念来代替文化区划，否则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有一些行政区划由于是按照一定的地理环境划分的，加之历朝行政区划的延续性，久而久之也就具有了文化区的性质，如山东省的齐鲁文化区就是典型的代表。   

　　同时，文化区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黄河文化的发展、扩散和融合，一些旧的区域文化衰落或消失了，而一些新的文化区却出现了。如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中、下游有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三个文化区；在秦汉时期，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可划分为关中文化区和关东文化区，其中关东文化区又可细分为齐鲁文化区和三晋文化区；明清时，当秦文化等处于急剧衰落之时，天津文化却迅速发展起来了。另外，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淘汰旧的因素，进行更新改造，自我组织，自我完善，形成和造就与传统文化区域性质和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区分类和特征的时候，既要考虑传统的文化区域特征，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新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36］。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黄河文化这个大整体中，可以根据流域内局部的和地区的多样性，将其划分为三秦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个核文化区和三晋文化、燕赵文化、河湟文化三个亚文化区(或称次文化区)。   

　　1．三秦文化区。   

　　三秦文化区又称为秦陇文化区、关中文化区，简称为秦文化区，地处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也极为悠久。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头盖骨化石，距今已有80万～65万年的历史。传说中的黄帝族发祥于陕北，与黄帝族共同构成华夏族主干的炎帝族也曾长期活动在陕西关中西部，这些都表明三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着不解之缘。虞夏之际，周族开始在今陕、甘泾渭流域活动；后来的古公父在周原又开始创建西周文明。自西周起，这里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特别是西安更获得了“千年古都”的美称。但该地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西周时这里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周室东迁后，中国文化重心的地位也随之东移。且由于长期与戎狄杂居，故这一时期不仅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而且缺乏自己的文化思想传统，为文化落伍之邦，直至战国秦孝公时，中原华夏诸国仍以“夷狄遇之”。秦孝公以后的强秦，主要接受了三晋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法家思想，构成孝公至始皇时代秦国迅速兴旺发达以至于富强无比的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秦国的问世，不仅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成为战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总结。由于此时的秦文化与三晋文化相同，故有学者在划分这一时期的文化区时，将其合称为秦晋文化。秦代是秦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林剑鸣先生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一文中认为，秦文化“外倾”的特点较为明显，如秦国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以及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宗法观念淡薄等，皆与其“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有关。追求“大”和“多”成为秦人的时尚和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37］。汉唐时期，以长安文化为主体的三秦文化达到了鼎盛，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安史之乱以后，三秦文化急剧衰退，昔日宏伟壮丽、极为繁华的唐都长安城，也“日渐衰耗”^［38］。至南宋以后，三秦文化更是一落千丈，几无人才可言，其登科进士在南宋一朝竟至空白，元代也仅14人，只及浙江的1/5；明清时仍然如此，有名者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明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深深地感叹道：“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39］  

　　2．中州文化区。    

　　中州文化即狭义上的中原文化，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州文化具有悠久和丰富多彩的特点。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左右，“南召人”就生活在这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系列。裴李岗文化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历史，其时已经进入耕作农业阶段；而至龙山文化阶段，则出现了文字、城堡和青铜器，这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奴隶制社会，夏部落在今豫西河洛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传说中的夏禹就诞生在这里。此后的商族又崛起于今日的商丘，建国后虽然多次迁都，但基本上都在今日的河南省境内，如亳都(今河南偃师)、敖都(今河南郑州)、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周统治者虽然定都镐京，但洛阳为其陪都。东周迁都洛邑，使这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秦和西汉时期，这里的文化，东不及齐鲁，西不及关中。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文化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在当时仍是黄河流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隋唐五代时期，中州文化的地位仅次于关中，其时这里人才辈出，哲学家有姚崇、刘禹锡；著名的诗人有上官仪、杜审言、沈期、宋之问、岑参、崔颢、杜甫、元稹、元结、李贺、李商隐等；散文家有韩愈；史学家有李延寿、吴竞、司马贞；书画家有被后人誉为“画圣”的吴道子及褚遂良、孙过庭、郑虔等；佛教有高僧智、玄奘、神秀；道教学者有成玄英、司马承祯；科学家有一行和尚、尚献甫、刘佑、甄权、甄立言、张文仲、李虔纵、孟诜等。此外，唐代龙门石窟及这里的印刷、陶瓷等也都称雄于海内。至五代时，中州文化的发展虽然因军阀长期混战等原因的影响而呈现出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其成就和地位在黄河文化中无疑位居首位，再次超过了三秦文化。北宋时，中州文化不仅继续领先于三秦文化和齐鲁文化，而且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首都开封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乃百嘉所毓、人文精华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设施、文化活动，还是文化素质、文化品位，都是第一流的，代表着宋代文化发展的繁荣和高度^［40］。另外，该地洛阳、许州(今河南洛阳)、郑州等地也都是文化发达之地。但中州文化随之因靖康之难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至元代以后，其文化不仅仅远远落后于长江文化中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而且其在黄河文化中的首要地位也由齐鲁文化取而代之了。  

　　3．齐鲁文化区。  

　　齐鲁文化区大致包括今日的山东省。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这个文化区的文化发轫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发源于这一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也曾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东夷文化已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从神话传说来看，最早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太昊氏、少昊氏、蚩尤和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中华文化和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41］。进入奴隶社会后，东夷文化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夏、商、周文化，两者的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西周初年齐、鲁两国的建立，使东夷奴隶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迅速结合起来，并在东夷奴隶制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齐鲁文化。但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并未完全统一，它可分为齐文化和鲁文化两部分。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和鲁文化出现了一体化的端倪，由其构成的齐鲁文化圈，成为东周时期七大文化圈之一^［42］，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孔子、孟子、荀子、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等。儒学、《孙子兵法》等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秦统一中国后，齐鲁文化在全国继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齐鲁地区无论是文化发展水平，还是文化影响力，都堪称是秦王朝的文化重心区。进入西汉时期，齐鲁地区仍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西汉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列传士人的籍贯分布与各地区所出书籍，以东方的豫、兖、青、徐四州比重最大，而其中又以齐鲁一带出人、出书为最盛。当时的齐鲁地区，不仅文化昌盛，人才众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经久不衰。这里除在早期盛行黄老之学外，儒学更是从这里传至全国各地，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雅乐同样是以鲁地为其源地^［43］。其时的齐鲁文化已与汉文化彻底统一，影响与传播在当时最为广泛。在“齐学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齐鲁地区的文化地位开始下降，已落后于中州文化。这种情况至宋代犹然。此后，齐鲁文化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不复有往时之盛。明人章潢有言道：“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44］，不过使山东人略以自慰的是，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则是最高的。 

　　4．燕赵文化区。 

　　燕赵文化区大致包括今日河北省及北京和天津两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主流属于黄河文化，支流则有不少异族的草原部落的文化因素。   

　　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就生活在这一地区。到新石器时代，这里已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一样成为黄河文化最为古老的文化。赵武灵王实施的胡服骑射，使游牧文化之一的匈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与当地的农耕文化相结合，熔铸于燕赵文化之中，形成了“燕赵风骨”这一独特的文化精神。“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这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慷慨悲歌精神，构成了这一地区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秦汉时这里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许多人才，如秦代的著名将相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赵将冯亭之后；真定人赵佗，则是南越国的建立者。但由于军事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文化长期落后于上述三个文化区。这种现象直到元代初年才有所改变，其时燕赵文化区内又相继分化出了京都文化圈和天津文化圈两个次亚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