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源出青海高原巴颜喀喇山脉雅合拉达合泽山东麓的约古宗渠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在山东垦利县境入海。干流全长

　　黄河流域位于北纬32°～42°、东经96°～119°，西起巴颜喀喇山，东临渤海，北界阴山，南至秦岭。其地势由高趋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道阶梯边界为自祁连山脉迤逦转折西南至滇西横断山脉一线，即青藏高原前缘，海拔高度一般都在4000～5000米 ；第二道阶梯边界即由大兴安岭向西南，沿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至滇东高原东侧，海拔高度一般都在1000～3000米 ；自此线以东，在黄河流域则为广大的华北大平原，一般海拔高度都在50～100米 ，其东部为山东丘陵地带，其高度不过1000多米，如泰山最高峰仅1524米 。这一片20余万平方公里平原的形成，黄河自西部高原上带来泥沙充填起了主要的作用。   

　　黄河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身长3472公里，有白河、黑河、大夏河、洮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等支流汇入，流域面积为38．6万平方公里。虽然这里气候干寒，降雨稀少，但有雪山、冰川的补给，河流水径流量不少，且水多沙少，是黄河主要清水来源区。黄河自河口镇至郑州桃花峪为中游，河身长1200多公里，有黄浦川、窟野河、无定河、延河、汾河、渭河、泾河、北洛河等支流的汇入，流域面积为34．38万平方公里。黄河中游流经的是我国横跨青、甘、宁、内蒙古、陕、晋、豫7个省区，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的主要部分，水土流失严重，一些河流含沙量都很高，是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区。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身长780多公里，因除了山东大汶河外，绝无其他支流，所以面积仅2万多平方公里。河道平坦，水流缓慢，中游输送下来的泥沙，四分之一堆积在河道内，使河床逐年抬高，成为世界上著名“悬河”。目前黄河河床一般高出堤外地面3～5米，最甚者高出10米，潜伏着很大的隐患。四分之三的泥沙输送至海口，使河口三角洲发育很快。近代三角洲以利津宁海为顶点，北起徒骇河口，南至支脉沟口的扇形地带，面积为5400多平方公里。近100多年来，河口段改道10余次，泥沙在河口不断造陆，20世纪50～80年代，平均每年造陆38平方公里^［1］。   

　　今天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并非自古已然，而是数千年来自然本身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早在地质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有早期人类存在。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可以推测当时周围的自然环境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有着茂密的森林，出没着虎、野猪、鹿、猕猴等动物，还有生活在草地的三门马和羚羊，适合干燥地区的鸵鸟和骆驼以及生活在河湖沼泽的水獭。可见当时北京地区气候具有温带偏暖的特点。陕西蓝田人所处的环境，据发现的动物化石，反映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山地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丰腴的草地。生活在山西襄汾汾河东岸的丁村人所处环境远较今天汾河流域环境要好，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大部分属生活在森林和山林中的种类，代表了温暖湿润的气候。内蒙古地区的河套人是生活在一种有草原和森林的环境，湖泊面积比现在大，水草丰盛，气候温湿。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也同样证明当时的气候温湿，古人类所居是在一种森林、草原、湖泊、沼泽、沙地混杂相间的地理环境之中。总之，地质时代的黄河流域的环境非常适应早期人类从事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繁衍生息。   

　　据考古气候学、考古学多年研究证明，距今8000～3000年时期，黄河流域处在全新世的气候最佳时期，即我国称之为仰韶温暖期。当时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3～5℃，降水量也较今日为多，植物生长茂盛^［2］。特别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带，还保持着相当规模的森林和草原，有利于原始人群的采集与狩猎。黄土质地疏松，在植被未被破坏前原是肥沃的土壤。在原始农业发轫时期，当还处于木石工具时代，这里是最理想的农耕场所；同时黄土土质垂直壁立，干燥时较坚实，能保持直立陡壁，且疏松，宜于穴居，是原始人类理想的居处。于是黄河中游地区很早就出现著名的仰韶文化，以后又发展成为龙山文化，都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以后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商周文化都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东南部可说是这些文化的原生地。   

　　华夏文化起源于黄土高原，然此处并非一色崇山峻岭，而是相间着许多原隰和盆地。如关中平原就是理想的农业场所，其中周原为周人的发祥之地，古时原面广大，约跨有今天凤翔、岐山、扶风、武功诸境，以后才为河水冲刷只有今扶风、岐山两县一小部分地。关中八川，水流丰沛，利于航运与灌溉。其他如河南的伊洛河盆地、晋中的太原盆地、晋南的汾涑河盆地，都是土地平衍、水源充足的沃土，古代文明起源于此，是事出有因的。夏商周三代文化发轫于此，兴旺后就不断向东即向黄河下游发展，当时下游广大平原人烟稀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更利于经济的发展。据今存各种古代文献，如《尚书·禹贡》、《山海经》、《水经注》等记载，黄河下游平原上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对灌溉、航运、排涝、拦蓄以及调节地区小气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自然赐给华夏民族的这块土地原是不错的，就看以后自然怎么变化和人类怎么利用了。

　　自西周历史文献记载开始丰富起来，我们从《诗经》等能反映周代黄河中游地区的记载来看，当时关中地区无论在原上、隰地都分布着比较茂盛的森林和草原。西周以后，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日益兴旺，到了战国时各国竞相变法，主要内容就是发展农业，增加国力，以便在战争中扩展自己的实力。如魏文侯时李悝为相变法，“尽地力之教”^［3］。秦国商鞅变法，力主耕战，大力开垦荒土，不仅发动秦国人民，而且还招诱三晋人民去关中开垦^［4］，于是泾、渭、北洛河流域的森林必然遭到初步的破坏。秦皇汉武时代北逐匈奴，占有了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迁入数十百万以农耕为生的移民，并进行屯田，致使黄土高原上的森林和草原进一步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秦汉两代建都关中，大造宫室，秦岭山区的森林大面积被砍，当属意料中事。关中地区环境最好的地方上林苑，湖沼密布，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班固《两京赋》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但到了西汉末年，因关中耕地不足，不得不开垦上林苑地，将美好的园林胜境变成了耕地。黄河下游平原原来森林和草原就不多，自战国以来，不断开发耕地，到了战国末年，森林和草原几乎砍伐殆尽。魏国境内全是“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5］；宋国境内已“无长木”^［6］。到了汉代，黄河下游地区的“曹、卫、梁、宋采棺转尸”^［7］风习，反映已无上等木材可作棺木，这是因“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8］。可见凡作农田之处，森林和草原已被砍伐殆尽。到了西汉末年，黄河下游河堤内的河滩地都被无地的农民垦殖，并大修民埝以自卫，造成河床多曲，险情迭生，所以西汉一代河患特多是事出有因的。东汉以后，黄土高原上迁入大量游牧民族，中游地区返耕还牧，次生植被丛生，水土流失明显减缓，于是出现自东汉至唐前期将近800年黄河下游安流的局面^［9］。但是从东汉至隋唐为建设长安、洛阳两京的宫殿、贵族宅第、寺庙，在陇东、陕北一带砍伐的林木，也不计其数。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时，曾大量砍伐陇山材木，建筑宫殿^［10］。北魏洛阳宫室、寺院之盛，可谓当时中国之最。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其建筑所用的木材，均取之于吕梁山
区^［11］。隋唐营建长安、洛阳主要采用秦岭和陇山的材木，并利用长安附近的河流运入城内^［12］。北宋建都开封，周围无林木可取，政府所需之木材，主要采自西部陇山地区，先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夕阳镇，后在今甘肃武山县东落门镇砍伐巨木；北宋皇室崇行道教，为建道院一次需去陕西采材木10余万条^［13］。元明清以降，黄河流域森林、草原植被的破坏，有增无减。一是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京城建筑所用之材，巨木大多采自川湘，因就近已无可取之材；而中等以下之建材包括柴薪炭火，多取之于太行、吕梁、军都诸山，遂使众山为童。二是明代以来，中国人口骤增，平原耕地不足，无地农民往往潜入山区开发农田，尤其是明中期番薯、玉米传入中国后，山区开发更属可能。于是秦岭山区顿时进入大批农民，森林破坏逾于前代。三是清代中期以后，北边诸省少地无地农民往往北出长城，垦殖于沿边草原地带，更使地表植被破坏，弃耕后因风就地起沙，环境日趋恶化。此类材料在文献中记载极多，不胜枚举。   

　　总之，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和人类无节制的索取，使黄河流域的环境日趋恶化。黄河中上游地区数千年来自然环境有过较大的变化：五六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总趋势是从温暖转向寒冷，其中较温暖时期仅有500年；自公元初以来，我国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如果以公元1000年为界，则前千年旱期持续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而后千年湿润时间短、干旱时间长^［14］。在这样的气候背景条件下，人类社会又不知节制地乱垦乱伐，其结果必然是上游植被更为稀少，而中游黄土地带原本因黄土疏松、地势西高东低，就十分容易侵蚀，再加上植被日益稀少、地表缺乏保护，一经暴雨，水土流失愈益加剧，日长时久，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导致农业生产量愈来愈低下，人民生活也愈来愈贫困。而由此给下游带来的又是河患连年、沙灾连片，人民屡遭灾害，流离失所，环境恶劣，耕地退化。自西周以来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先进、最发达的黄河流域，至宋代时每况愈下，直至近代尽是旱涝不断、灾害频发，成为中国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是十分低下的地区之一，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深痛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