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嘉靖中至清咸丰四年(16世纪中叶至公元1854年)   

　　黄河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的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两岸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27］。后经万历年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

　　单股河道的固定，对修防和漕运来说固然是有利的，但由于水沙不旁泄，来沙有增无减，河床很快成为悬河，所以虽然万历以后不断修筑堤防，但河患未见消弭，下游河道各河段都有险工。

　　1.河南河段在明代“修防疏懈”^［28］，决口有所增多，在今开封、兰考、封丘、商丘境内，或北决入运，或南决夺濉、浍等河入淮，清初仍旧。后经康熙、雍正年间对河南境内河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治，采取了在滩地上开挖引河、截弯取直等措施，使康熙至乾隆中(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河南境内河道有一段安宁的时期。18世纪中叶以后，河南境内河患又趋严重。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下游遇到特大洪水，武陟、荥泽、阳武、中牟、祥符、兰阳等地同时决口15处，造成极大的洪灾。进入19世纪，下游河道南北都有决口。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一次在中牟九堡决口，正溜夺今贾鲁河入颍，旁溜夺涡河入淮，豫东南、淮北大批土地被灾，是近代史上黄河最大一次水患^［29］。

　　2.山东河段变化更大，当时河南境内河段宽2～5公里，而虞城以下至徐州仅0．25～1公里(康熙时)。河道自河南进入山东形成卡口，往往因壅塞而决口^［30］。所以自16世纪中叶后相当长时间内，黄河在曹县、砀山境内经常分成数股甚至数十股冲入山东运河的昭阳湖区。经康熙年间在砀山毛城铺、徐州大谷山等处修了减水坝后，水患稍有减轻。

　　3.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南北大运河中“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31］。明万历六至七年(公元1578～1579年)潘季驯三次任总理治河事务，主要致力于本河段的治理，基本措施是在本河段内大筑遥堤、缕堤、月堤、格堤以及减水坝，增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
黄”^［32］，收到一定效果。入清后继续推行潘季驯的治河方针，由于泥沙久不旁泄，河床不断抬高。康熙时实地勘察，从徐州至宿迁小河口的140公里河段，堤外田地低于堤顶3～4米，堤内滩地低于堤顶1～2.3米，有的相去不足1米^［33］。河床淤高如此，汛期必定带来严重灾害。

　　4.淮阴至河口段自晚明以来问题日趋严重。今淮阴市西为黄淮交汇口，又称清口，是黄淮运水利的关键。由于“黄强淮弱”、“黄高淮低”，汛期到来时黄河水往往倒灌由清口入洪泽湖，决破高家堰，泻入里下河地区。潘季驯治河时不断加固和抬高高家堰，企图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注黄，以清刷浊。但淮水毕竟敌不过黄水，不时倒灌，决破高家堰，使里下河地区成为常年受灾区，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同时由于全河夺淮入海，泥沙的长期堆积，河口段也不断向海中延伸，坡降变缓，反过来加速河口以上河身的堆积，再遭到海潮顶托，河口形成积沙，加深了河道的淤塞。总的来说，到了晚清整个黄河下游河道淤废十分严重，一次新的改道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七)清咸丰五年至新中国建立(公元1855年至1949年)   

　　1855年农历6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及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向东漫流于仪封、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三股，皆东北流至张秋镇会合。又穿山东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至利津牡蛎口入海，结束了七百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改由渤海湾入海。决口发生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因军事旁午，已无暇顾及河工。于是洪水就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水势分散，正溜无定，豫东、鲁西南地区受灾特为严重。经过20年，直至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才基本形成。自后下游河道自武陟至铜瓦厢一段，因决口后口门附近水面有局部跌落，上游河道冲刷下切，滩槽高差增加，发洪水时一般不过滩，故河道较为稳定。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抵御日军西进，企图以水代兵，人为扒开郑州花园口河堤，使全河南下夺贾鲁河、颍、涡河入淮，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受灾历时9年，至1947年黄河始复故道。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因堤内有串沟和堤河交错，一遇洪水，便顶冲大堤，形成险工。1913～1935年决口多集中在本段的濮阳、长垣、濮县、东明、鄄城一带，故本河段有“豆腐腰”之称。自陶城埠至利津海口，原系小盐河和大清河，河床窄深多曲。铜瓦厢决口之初，黄河泥沙多堆积在河南河段，故陶城埠以下淤积不严重。光绪初年河南境内修完大堤后，约束河床，大量泥沙冲刷至下游大清河内，河床迅速抬高。故光绪年间决口多集中在历城、齐东、章丘、济阳、蒲台、齐河、惠民、利津等地。此外，黄河尾闾段变化也很大，1855～1938年南北摆动改道达11次之多^［34］。   

　　三四千年来，黄河下游不断地决溢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次决口后，洪水吞没大片城镇和农庄，夺去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洪水过后，又留下了大片流沙，在长期风力作用下，形成了许多断续的沙丘和沙垅，吞噬了农田、房屋以至城镇，阻塞交通道路，湮废河流湖泊。如今河南省东北部和东部，大致以今郑州、兰考间黄河河床为脊轴，向东北、东南方向辐射分布的许多沙丘、沙垅和大片盐碱地，就是历史上黄河泛滥的结果。  

　　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和改道，直接改变了下游平原的水系面貌。自战国以来的文献记载里，反映出古代平原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的地理景观。仅据6世纪的《水经注》记载，黄河下游就有180多个大小湖泊，大小河流数百条，这些河流、湖泊大多都有通航、灌溉之利，同时在调节黄河及其支流的流量、改善当地小气候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但经黄河数千百次的泛滥、袭夺和灌淤，许多河流被淤废甚至断流。如战国秦汉时代的鸿沟，隋唐时代的通济渠，宋代的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等，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主要水运航道，金元以后由于河水不断南泛，均告淤废。天然河流也逃不脱同样的命运，河淮间的颍、涡、浍、濉等河因长期为黄河夺流、灌淤，虽未在地面上消失，但大多淤浅，均无航运之利，而这些河流在宋代以前都是沟通南北的主要水运航路。6世纪尚存的180多个湖泊，经1000多年的黄河泥沙的淤灌后，不久均被垦为农田。如古代黄河下游平原上著名的大陆泽、圃田泽、荥泽、孟诸泽、雷泽、蒙泽等大大小小的湖泊，在宋以后均告淤平。唐以前的巨野泽、宋代的梁山泊这样周围数百里的浩渺巨浸，在明以后即为耕地所替代。故现今黄河下游平原上的河流大多数不能通航，湖泊更为稀少，这无疑是造成当地气候干燥、水资源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河泥沙的广泛灌淤，使黄河下游平原地面普遍抬高。今河北巨鹿县地下六七米深处发现宋代的瓷器和屋基，这是1108年一次黄河决口被淹没的；明代以前开封城曾7次被黄河洪水所淹，全城被埋入地下。据近年考古发掘，宋代以来地面大约被淤高10米左右，明末以前徐州城已被黄河泥沙埋在今城下数米。1938年一次黄河人为决口，造成豫东、淮北沦为黄泛区达9年之久，房屋、坟庐均被淤平。新中国成立以来近50年，由于下游治理有效，黄河下游没有出现过决口和改道。但是中上游水土流失问题，虽经过多年努力，由于自然和某些人为因素，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更令人担忧的是黄河流域水资源缺乏现象越来越严重，突出的表现是黄河下游不断出现断流的现象。近年黄河下游(利津站)断流始于1972年。1972～1997年的26年内，有20年断流。最近5年断流累计时间愈来愈长：1993年达61天，1994年72天，1995年118天，1996年136天，1997年226天。1996、1997年断流已从河口上溯至河南封丘县的夹河滩，长达600多公里。这样，这26年来黄河实际上是一条间歇性河流，是华北平原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35］。其原因除了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外，人为方面主要是近20余年来黄河沿途农业、工矿业和城市用水量骤增，同时还向流域外输水，如引黄济青、引黄济冀等工程，使本来水量就不多的黄河干流更乏水源，最终影响了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哺育了华夏子孙，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文明，其绚丽灿烂、绵延流长为世界其他文明所不及。然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世界上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河流。数千年来自然环境有了不小的变化，而人们不合理的索取更进一步加剧这种变异的日益恶化，实使我们痛心。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如何改造和保护好黄河流域的环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任务。   

黄河文化的概念与文化区的划分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虽然这一观点并不确切，但黄河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她和长江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虽然，她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支平行发展的、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并给周围的海外文化以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黄河文化概念的界说   

　　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我们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首先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应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