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影响
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书面资料清楚地证明那里的种族与文化间存在强烈的互动关系。那里有数以千计印度诸语言——梵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写本，内容五花八门，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那里还发现了大量汉文和藏文的文献。此外还
发现像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索格底亚那语、和田塞语、巴克特里亚语(哒语)以及新波斯语等各种伊朗语的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以一种从前不知道的印欧语写的文书，这种语言被命名为吐火罗语。此外还应该提及突厥语、叙利亚语和其他语言的文献［24］。这个地区是一个民族熔炉，有时像文火慢慢地煮炖，有时像猛火烧得沸滚沸烫：互惠的影响和文化的交融同样强烈。
这个地区各种宗教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不是孤立地传播，而是伴随着一种宗教和文化的结构，或者一套结构而传播。佛教及其建筑和图像的概念和原则的传播导致了印度语言、文字、哲学、艺术作品、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外加道德和伦理原则的传播(还要加上印度教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摩尼教的情况也是如此。摩尼教融合了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的许多原理。道教也从中国传播开来。游牧民族从他们的社会中带来许多东西，包括广义的宗教和文化因素。某些希腊传统仍然保持。所有这些因素与同样五花八门的当地宗教和文化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冲突和互相渗透。社会结构也以同样的方式互动。
多阶段、多层次的文化综合，政治和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封建结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这个时代矛盾对立统一、生气勃勃的历史特点，这个时代产生了引人瞩目的价值体系和一种壮丽的文明。
注释：
［1］莱珀(Lepper)，1948年。
［2］卢科宁(Lukonin)，1961年，第5页。
［3］《剑桥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1983年，第三卷，第一和第二分册；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1944年。
［4］贝利(Bailey)，1971年。
［5］乔克西(Choksy)，1988年；另见维登格伦(Widengren)，1959年；弗赖伊(Frye)，1984年。
［6］《帝国统一时代》(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1951年；《古典时代》(The Classical
Age)，1954年；阿尔特卡尔(Altekar)和马宗达(Majumdar)(编)，1946年；班纳吉(Bnerrji)，1933年；丹德卡尔(Dandekar)，1941年；慕克吉(Mookerji)，1952年；邦加德列温(Bongard-Levin)和伊利英(Il’in)，1969年a。
［7］罗兰(Rowland)，1970年，第215～216页。
［8］谢弗(Schafer)，1963年，第2页；赖特(Wright)，1959年；克柳科夫(Kryukov)等人，1979年；1984年。
［9］丘格夫斯基(Chugevskiy)，1971年；蒲立本(Pulleyblank)，1952年。
［10］
胡尔斯维(Hulsewé)和洛伊(Loewe)，1979年，第144页。可以将此与斯特拉博关于斯基泰(Scythian)势力范围内欧罗巴人种游牧民族的描写作一比较：“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把自己毡制的帐篷绑在车上，他们就在车上生活；畜群围绕着帐篷，为他们提供奶、奶酪和肉，他们就以此为生；他们随着放牧的畜群，不时从一个有牧草的地方迁移到另一个有牧草的地方，在冬天只生活在马科蒂斯(Macotis)湖附近的边疆牧地上，但是在夏天则生活在平原上。”(斯特拉博〔Strabo〕，7.3.17)。
［11］关于匈奴的汉文史料(塔斯金〔Taskin〕，1968年，1973年)；关于突厥人的汉文史料(沙畹〔Chavannes〕，1903年；刘〔Liu〕，1958年)。
［12］鲁坚科(Rudenko)，1961年；沙赫马托夫(Shakhmatov)，1963年；日丹科(Zhdanko)，1968年；托利贝科夫(Tolybekov)，1971年；马尔科夫(Markov)，1976年；《哈萨克人的经济》(Khozyaystvo
kazakhov)，1980年。
［13］除上列资料，另见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1948年；拉德洛夫(Radloff)，1893年；巴鲁(Barrou)等人，1973年；《畜牧生产和社会》(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1979年；哈扎诺夫(Khazanov)，1984年；《中亚文明中游牧民族的作用》(Rol’kochevykh
narodov v tsivilizatsii Tsentralnoy
Azii)，1974年；邦加德-列温和伊利英，1969年b。
［14］拉铁摩尔(Lattimore)，1974年，第172～173页。
［15］门琴—黑尔芬(Maenchen-Helfen)，1973年；齐赫文斯基(Tikhvinskiy)和李特文斯基(Litvinsky)，1988年。
［16］克柳科夫等人，1979年。
［17］《中国游牧民族史资料》(Materialy po istorii kochevykh
narodov vo Kitae)，1989年，第158页。译者注：《晋书》卷五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18］埃尔曼(Herrmann)，1938年；拉施克(Raschke)，1978年；齐赫文斯基和李特文斯基，1988年。
［19］达尼(Dani)，1983年a；1983年b；耶特马尔(Jettmar)(编)，1989年；李特文斯基，1989年。
［20］亨宁(Henning)，1977年；蒲立本，1952年；哈尔马塔(Harmatta)，1979年；格勒内(Grenet)和西姆斯—威廉斯(Sims-Williams)，1987年。
［21］皮古列夫斯卡娅(Pigulevskaya)，1951年；莫劳夫奇克(Moravcsik)，1958年。
［22］谢弗，1963年。
［23］李特文斯基，1986年。
［24］关于进一步的细节，见李特文斯基，1984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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