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和匈人

　　匈奴人不仅几个世纪中在蒙古及其邻近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发展了他们的社会，而且向各个方向发动了袭击和军事远征。其中一个方向是西方：他们在这里卷入争夺东突厥斯坦的斗争，在公元前2世纪初，那个地区的农业人口被置于他们的

　　公元前22年，发生了严重旱灾。许多游牧部落向南迁徙，承认了汉朝的主权，其他部落——北匈奴(匈人)则向西北迁移。游牧民族开始在东突厥斯坦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渗透到中亚西部的东北角。匈奴在公元1世纪甚至变得更为活跃。看来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他们不得不穿过许多萨尔马希安人(Sarmatians)和其他部落的居住地区，开始了向西迁移，移向伏尔加和顿河地区。在顿河下游，370～380年他们与阿兰诸部发生了冲突。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XXXI，3.1)称他们为匈人，描述了“匈人屠杀和掳掠了这些部落，通过联盟条约使幸存者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这些部落在西方称为匈人，很清楚他们中混合着阿兰人，在此之前已经混入了萨尔马希安人，后来又混入了厄门里丘斯(Ermenrichus)的哥特人(Goths)。后来他们侵入帕诺尼亚(Pannonia)，接着进入了西欧。此后是阿提拉(Attila)时代(434～453年)和卡塔劳尼亚(Catalaunian)平原之战。

　　匈人是在“民族大迁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游牧民族^［15］。根据克柳科夫等人的研究： 

　　直接的冲击引起了一种“连锁反应”：亚洲一支匈奴人向西迁移就是如此，他们在二世纪离开自己的故乡，两个半世纪以后以匈人的名字出现在欧洲历史上。但是，“民族大迁移”不仅包括三至六世纪的欧洲。在东亚，三世纪开始了极其类似同时代在罗马帝国边疆地区发生的过程。匈奴的一支、鲜卑、氐、羌和古代中国人的近邻逐渐移入中原。在阿拉里克(Alaric)攻陷罗马、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起第一个蛮族王国(图卢兹〔Toulouse〕王国)之前100年，即308年，匈奴将军刘渊称帝，三年以后，它的继承者刘聪攻占了晋帝国的首都，俘虏了天子。这里指的是出现了一个匈奴裔的王朝：前赵(304～325年)。匈奴也建立了北凉(397～439年)和夏(407～431年)王朝。历史学家把刘聪称为“中国的阿提拉”^［16］。

　　用中国古籍(《晋书》)的话来说，“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
雨露”^［17］。

　　一系列游牧民族从北方和东北方大规模往南迁移，在中亚西部的历史上留下了标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月氏的迁徙，这最后导致了强大的贵霜帝国的建立，本卷将描述它最后的岁月。新族群的入侵导致了匈尼特国家、寄多罗和后来哒帝国的建立，哒迁移到了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和西北印度。然后突厥人入侵，他们的疆土甚至比哒人还要辽阔。 

　　这些游牧民族相继入侵的浪潮通常从种族—政治方面来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迁移确实在中亚的种族与政治史上发挥了主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大量游牧人口出现在绿洲的附近，然后进入绿洲内部。这带来了重大后果：游牧经济部分变得更重要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所做出的经济贡献互相依存，甚至于互相交织也变得更重要了。在定居的农村和城市社群中出现了新定居的或从前的游牧民族。深入的跨种族和跨语言的融合过程得到发展，文化融合以及不同文化间互相充实的过程也得到了发展。游牧氏族的成员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和许多领域；在贵族中跨种族婚姻变得很普遍。

丝绸之路

　　在整个或部分中亚的疆土上，所有这些复杂的政治和种族—文化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得到了发展。随着商业联系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在这方面丝绸之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有时被说成类似现代联系不同国家的高速公路；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道路系统(以及道路通往的主要方向)，而不是一条专门的道路。在每个绿洲和国家之间也有一些接近干道的辅道，既有陆上道路，也有海路。整个道路网——从中国通往地中海，穿过辽阔的地域，从黄海到地中海，从乌拉尔南部到印度洋——构成了丝绸之路。 

　　在公元前2～前1世纪，丝绸之路有两条分支穿过东突厥斯坦，通向中亚西部，然后向南到印度，向西穿过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到安提俄克(Antioch)。因为政治原因，也因为气候改变，城镇网络发生了变化，结果道路也转移了方向。公元5～7世纪有三条道路穿越东突厥斯坦。北道通向伊塞克湖(1ssyk-kül)，然后向西沿着里海北岸、高加索和黑海抵达小亚细亚和拜占庭。中道穿过吐鲁番洼地和塔里木盆地北缘，通向费尔干纳谷地、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谋夫，然后穿过伊朗抵达地中海东岸。南道从罗布泊地区经过和田和瓦罕(Wakhan)，通向吐火罗斯坦、巴米扬、印度西北部，再从那里循海路越过印度洋，前往地中海。正如中国古代一位作者所说，“诸国也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18］。

　　许多专门的干道和辅道也建设起来。有时它们留下了预料不到的痕迹，例如，在吉尔吉特(巴基斯坦)的高山上发现了旅行者的一些留宿地点。那里也有旅行者祈祷的神殿。在岩壁上刻上一幅图画或一段铭文，即一种“到此一游”式的题铭(G stebuch)的习惯也在这里发展起来。在喀喇昆仑山路上发现了10000多幅岩画(岩石雕刻)，还发现了用17种语言和24种文字刻下的大约1500篇铭文，绝大多数是用各种中古伊朗语，主要是索格底亚那语写的。还有一些年代为2世纪、3世纪和9世纪的汉文、印度诸文字、希伯来和其他文字的铭文^［19］。 

　　正如上文提及的，索格底亚那人在中亚贸易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公元前4～前3世纪，他们已经开始渗透到东突厥斯坦。在东突厥斯坦、敦煌、中原和蒙古高原上，许多地点都有人口众多的索格底亚那人殖民地，大量索格底亚那商人生活在唐朝的首都长安。根据东突厥斯坦发现的、被称为“粟特古书信”的文书，散居在外的索格底亚那人并没有失去他们与撒马尔罕的联系^［20］。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经常与政治密切交织在一起。涉及突厥人、索格底亚那人、伊朗人和拜占庭人的插曲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突厥人自进入中亚西部时起，就显示出对发展国际贸易的兴趣，特别是对丝绸贸易巨额利润的兴趣。这种贸易是由索格底亚那人通过伊朗进行的，但正是在这条道路通过伊朗的部分，中亚(索格底亚那)商人遇到了最大的困难。索格底亚那人与突厥人达成协议，由他们派一个名叫马尼亚赫的索格底亚那人率领使团前往伊朗(弥南残片18)。这个使团提出，或者是允许他们直接与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或者波斯人自己向索格底亚那人购买丝绸。这两个提议均被驳回。

　　负有同样使命的第二个使团又被派了出去，这一次是由突厥可汗(王)所派。只有几个成员回来，其他人都死在伊朗，这表明众王之王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军事行动，而不是介入贸易。突厥人为了与拜占庭达成协议共同对付伊朗，又派出了另一个使团(再次由马尼亚赫率领)，这个使团沿里海北岸前进，穿过高加索，抵达拜占庭，提出把丝绸直接卖给拜占庭的问题。使团带了大量丝绸，并设法缔结了对付伊朗的拜占庭—突厥协定。568年，使团回到本土，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个以蔡马库斯为首的拜占庭回访使团。后来又派出了其他使团，贸易量大增^［21］。

　　“丝绸之路”这个表述可能容易误导，因为除了丝绸，还有许多商品是沿着这条路进行贸易的。漆器、中国的青铜器，包括(特别是)镜子、纸张和其他许多物品从东亚运往西方。丝绸之路完全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条单向通道，许多商品也不断从地中海和中亚流向东方和中国。这些商品包括服装、银器和钱币、金子和金制工艺品、宝石和半宝石、玻璃和牲畜。也有相当规模的人口相互流动^［22］。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佛教朝圣者来往于印度；反过来，佛教僧人也从印度前往中亚最遥远的地区传教。在谋夫发现的一种文书是一个来自吉尔吉特的佛教传教僧为了自己使用而编纂的各种佛教著作的摘要。中国商人也把他们的货物和各种书籍远远地运到西方，甚至在北高加索也发现了这种活动的遗迹。因此丝绸之路的作用不仅在于物品的流动，也促进了思想的
交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