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Я.兹拉特金作了题为《贸易是蒙古游牧民族在古代和中世纪进行外交和经济交流的因素》的报
告。他在指出游牧社会出于迫切的经济需要而同农业社会进行贸易交换的同时，强调说，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和农业中国对于有无这种交换的依赖程度完全不同。如果说，贸易对于游牧民是生活之必需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帝国政府则首先是一种对游牧草原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中国凭借这一手段极力想取得对一些游牧部落的统治权。
Е.И.寇恰诺夫宣读了题为《关于十二世纪鞑靼蒙古诸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的报告。报告人在对1180年左右的成吉思汗兀鲁思组织——这一时期鞑靼蒙古诸部是否存在国家的问题。一些研究家仍争论不休——和1206年的成吉思汗兀鲁思组织——这一时期蒙古人存在国家的问题已成定论——进行分析的同时，试图证明，这两种国家形式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有量的不同：兀鲁思地域大小不同，加入国家兀鲁思的人数多寡不同等等。报告人认为，十二世纪的鞑靼蒙古兀鲁思乃是一种早期国家的特殊形式，其特点是：军政、民政握于一人之手；全部居民按照十进制分别编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范围内，这种编制符合游牧习俗的需要。报告人认为，蒙古人的这种国家形式一直存在到1230年。
有许多报告特别是蒙古学者的报告涉及到蒙古民族起源问题和蒙古文化史问题。Η.伊希扎木茨(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论蒙古民族的形成》中指出，蒙古民族的形成是在上起匈奴时代(报告人认为，匈奴人中有一部分是原始蒙古人)下至十三世纪这一漫长的封建化时期,在封建化过程的影响下形成的。蒙古境内建立突厥汗国、黠嘎斯国和回纥国未能中断、而只是延缓了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因为即使在突厥汗国时期，蒙古人也仍作为蒙古的基本民族而保留了下来。Д.洪格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蒙古民族形成史》对蒙古人此后的发展过程做了分析。他认为，在十二世纪，“哈马格.蒙古——兀鲁思”在蒙古诸部的联合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蒙古诸部在“哈马格.蒙古、兀鲁思”的庇护下实现联合乃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哈马格·蒙古人就成了未来蒙古民族的核心。报告列举了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蒙古的鄂托克。报告人认为，喀尔喀的鄂托克形成了喀尔喀部族，而喀尔喀部族又成为蒙古民族——现代蒙古居民的基础。Г.苏赫巴特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其《论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报告中表示了这样一种见解，即学者们认为匈奴人就是突厥人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匈奴人应是蒙古人，而乌孙人才是突厥人。这位报告人认为拓跋人——鲜卑部落的统治核心——应是蒙古人的祖先。他将中国朝代史《魏书》中关于拓跋部的记载与拉施德哀丁关于成吉汗祖先的一段生活细节的报导进行比较之后，得出拓跋鲜卑统治家族与成吉思汗祖先之间具有直接继承性的结论。他对从匈奴时代起古代蒙古人就存在着国家的假设进行了论证。
有几份报告谈的是蒙古文化史问题。В.海西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报告题目是《游牧民族与识字》。报告人指出，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异常迅速地学会了畏吾字，接着对日本学者于1937年于奥伦苏木宝塔中发现的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碑铭作了详细探讨。目前，В.海西施正准备刊印这批材料。他认为，奥伦苏木发现的两首诗当为著名的蒙古教育家兼翻译家却吉.奥德斯尔所作。这位报告人还提到了Э.Η.沙弗库诺夫和 Χ.佩尔列于1970年在布尔很省哈拉布和一巴尔嘎斯宝塔中发现的有趣文物——十七世纪的白桦树皮书。
Ш.毕拉(蒙古人民共和国)做了题为《蒙古人的藏文书籍遗产之研究》的报告。他认为，佛教是公元初通过和阗和粟特而首次传入蒙古境内的。此后，蒙古便坚定地加入了印度佛教世界。蒙古人保存并发展了佛教文化遗产。蒙译佛教著作是蒙古精神文化的卓越成就。报告人对惟一完整传世(现存乌兰巴托)的《丹珠尔》蒙译本的意义做了详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