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来讲,Φ.欧班(法国
)的报告《游牧生活与村落社会学》也当属于这一类，虽然谈的角度略有不同——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谈的。Φ.欧班指出了游牧社会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多样性。她强调指出，有了游牧社会发展结构的知识，还可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定居农业世界的发展规律。Φ.欧班将游牧社会同斯拉夫的家长制家族公社以及中国的以父系血缘(同姓，同族)相维系的农业公社进行了比较。在这些社会中，居民们在和平时期是稳定的，每个人的地位依其家庭中所占地位以及家庭在公社中所占地位而定。习俗和年岁的威望乃是这些社会的主要调节器。报告还就牲畜之于游牧民与土地之于定居社会、迁徙与使用农耕器物、迁徙形式和范围中的供水量与农作中的生产发明这几方面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并就游牧民向定居和农作的过渡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了对比。这个报告引起了种种不同看法。Φ.康斯坦丁努(罗马尼亚)、Б.奥高尔(土耳其)认为 ：Φ.欧班的结论涉及面过宽，且有点武断。Б.A.里特文斯基指出，在将中亚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时，不应忘记还存在着另外一类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比如阿富汗的游牧民和印度的农民。Μ.A.扎马(索马里)指出，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才能进行比较。
有一批报告谈到了中亚各族的古代史和游牧社会的产生和形成问题。Α.马尔古兰做了题为《中央哈萨克斯坦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的通报。蒙古学者 Д.道尔吉谈了与同期中国农业社会有着显著区别的东部蒙古新石器时代渔牧部落的发展特点问题(《塔穆查克——布拉格文化及其在中亚古代史上的地位》)。Д.纳旺在其题为《中亚史上的蒙古青铜器时代》的通报中对几年来研究早期游牧民的苏蒙历史文化考察队小分队(由B.B.沃尔科夫领导)的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Б.Α.里特文斯基的报告《俄国时代和当代学术界在中亚文明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中对广大地区的早期游牧民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Э.Α诺甫戈罗多娃的通报《蒙古早期游牧民的艺术》对尚未发表过的艺术遗存进行了分类分期，并对蒙古的“野兽纹”以及中亚大型艺术中诸如武士石雕像之类的传统项目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B.B.沃尔科夫的报告《乌兰固木古墓群与蒙古民族文化史问题》含有研究早期游牧社会和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材料。这位报告人对考古材料进行了分析，从公元前一千年的蒙古地区区分出两个民族群。B.B.沃尔科夫认为，东部蒙古的诸部落可认为是古代蒙古种族居民的祖先。另一居民群生息在蒙古西部直到与图瓦相邻的地区。看来，蒙古语族各民族都参与过蒙古西支古代居民的形成过程。自然也不排除该地区此后还出现伊朗语族诸部的可能性。
P.基施曼(报告题目为《早期波斯诸部及其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对自己多年来在伊朗西南部巴赫特纳尔山区各个山谷中进行的发掘和研究做了总结。他将自己在七个山谷中发现的同一类型遗存对应成古代史家著述中提到的缔造阿赫麦德王朝帝国的七个部落。这位报告人根据发掘的每个村落遗址都发现有寺院、城堡和住房的废墟，做出结论说，早期伊朗的帕尔斯诸部可分为术士、武士和农民这几个阶层。
阿富汗考古学家Ш.穆斯塔米纳在讨论会上展示了1973年于哈德地方进行新发掘时获得的新资料。报告人在第七次田野考察期间取得重大成果——发现了贵霜时代的新碑铭，这对研究中亚的健陀罗艺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Ш.纳楚克道尔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于克鲁伦河畔的三个文化历史胜地》、К.策格莱吉(匈牙利)的《如尼碑铭与突厥人》、Б.奥高尔(土耳其)的《中国人在中亚文化体系中的作用》、Χ.佩尔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论古代蒙古的农业和城市在亚洲游牧民历史上的地位》和Ο.Φ.阿基姆什金的《蒙古国与卫拉特人》等报告中，对蒙古的中世纪史进行了分析。Ц.达木丁谈的是关于确定成吉思汗第一个牙帐所在地的尝试问题。К.策格莱吉谈的是“乌护”问题。虽然东突厥诸部的汗都将自己的部落称做乌护，但是报告人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突厥人都是乌护人。乌护人系由一些单个的部落组织所组成；乌护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落是回纥人(以药罗葛为首的五姓部落)。Чабыш汗是乞马黑人，而不是乌护人。К.策格莱吉认为，乃蛮人的族属是突厥人，而不是蒙古人。Б.奥高尔谈的是中亚各游牧民族在古代与中国的交往问题。报告人认为，游牧部落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公社的联合。Б.奥高尔认为，对游牧生活方式不能用文化粗俗这一点来解释，而应该用经济上的需要来解释。他在对突厥诸汗国进行描述时指出，突厥帝国的西半部是农业帝国。突厥人与中国的战争，是夺取农具和种籽的战争。Х.佩尔列在其报告中指出，蒙古在游牧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过农耕，但是农耕只起辅助作用。农业在河谷以及为数甚少的城市(哈刺和林)郊区得到过发展。戈壁沙滩上也发现过灌渠的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