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泰和萨迦诸部落的艺术水平，比其东邻诸部落(包括匈奴)的较高，因而必然会对这些部落的艺术产生影响。关于这一点，当能找到许多论据。这里，只略举几个例子以资说明。
发掘巴泽雷克第4号墓时发现一个马勒，其上的装饰有大耳狮身鹰头兽形的垂饰数件。雕刻的兽头十分逼真，身体和尾部为复杂的涡形
装饰。这类垂饰，在蒙古和中国北部也曾见到过，不过头部为兽头的形象，有些或为鸟头，涡形装饰也较简单。
另外，在斯其泰时期的一个阿尔泰墓葬中，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雕饰，其形态是头部转向身后，后半段身体扭转。有一只狼便是这样的造型之一，它也是出土于巴泽雷克第4号墓中的。在庐芹齐的收藏品中，有类似狼的雕饰，不过是两只扭在一起。将这两种艺术造型加以对照，足以使人相信：这种类似阿尔泰狼的形象，乃是鄂尔多斯装饰的原型。
在阿尔泰发掘中，我曾发现大量补花艺术品，上面是猛兽袭击偶蹄类动物——鹿、麋鹿、山羊和绵羊的景面。其中有一个，是狮身鹰头兽袭击麋鹿。麋鹿的头和角，是一般真实麋鹿身上常见到的。这支战败的麋鹿歪扭着后半段身体的这种姿态，是南西伯利亚艺术的特征。半鹰半狮兽的这种表现方法，和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时中亚细亚萨迦人的艺术中所采用的相同。同样的主题——半鹰半狮兽袭击麋鹿或鹿，和同样的结构，我们在蒙古的一个公元一世纪的匈奴墓葬(诺殷乌拉)中发现的毡毯上也曾见到。它的题材和结构是相同的，不过，诺殷乌拉毡毯上的表现力比较弱，不够真实，假定性较强。
在巴沙达尔第2号墓(该墓年代断为不晚于公元前五世纪)里的木棺和顶盖上，刻有四只虎，虎是整齐地前后相随着的。雕刻的特征表现在，以刻痕很深的弯曲线条所表现的虎尾，嘴上的獠牙和显著的爪锐上。这种风格，仍是创造一些袭击幻想性野兽的虎的形象的典型，这在南西伯利亚古墓中出土的许多长袍金带钩上是常见到的。虎形象的这种表现方法，我们在中国的青铜带钩上也可以见到。
我以为上面举的例子已足以证明：在南西伯利亚，特别是在阿尔泰，近年来发掘所得的考古发现物，对于研究居住在现代的蒙古和中国北部地方的古代畜牧部落的文化和艺术，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范围，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东方诸畜牧部落的艺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汉代中国艺术产生了影响。我个人对于中国艺术是极少了解的，然而，上面所提到的作者们正企图证明，诸畜牧部落对于中国艺术的贡献尽管微弱，但绝不是完全没有。如“野兽纹”、撕斗中的动物的造型、他们的章纹式的构图法，都曾为中国匠师们所吸收，并被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中国匠师们并不是单纯的摹仿者，他们将吸收来的一切予以适当的改造。他们也改造了“野兽纹”，使其适合于自己的美的观念。至于怎样地吸收和改造，以及伟大的中国艺术家们在这方面获得了怎样的成就这一点，中国人本身，中国的艺术史家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的。
最后，关于铜镜的问题，还要简单地谈一下。
在上述的梅原末治关于汉以前古镜的研究一著作中，这位学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最古的圆镜是秦式镜和战国镜。因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圆镜是否是来源于斯基泰的青铜镜呢？尤其是，这类镜子是在阿尔泰的公元前七世纪的墓葬中发现的。梅原末治从“斯基泰文化”是在中国出现青铜圆镜之前即已向东方传播了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斯基泰镜是中国青铜圆镜的，也就是上述的秦式镜和战国镜的原始形式。梅原末治的这种观点，引起许多学者的争论。而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是有赖于中国考古学家们的。
至于其他许多因研究斯基泰时期阿尔泰部落的文化而引起的问题,这里就不再论述了。我的目的，仅在于指出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诸部落与居住在蒙古、中国地方的诸部落之间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即已产生，至迟是从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叶开始的。近年来在苏联阿尔泰地区进行的发掘，使得这种关系愈显得重要了。今后在苏联，特别是在蒙古、新疆和中国北部，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将有卓越的新发现。
注 释：
［1］ 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四五千匹马”——译者注。
［2］
前汉书西域传载：“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公元前110~105年)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译者注。
［3］ 中国北部。当指长城以北的中国境地，下同——译者。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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