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考古发掘材料已经证实的中国与苏联阿尔泰居民的最早的关系是发生于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叶。这一推断，大概是不致于错误的。
关于中国与畜牧部落，其中包括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塞和月氏的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曾多次为一些专门性的文献所注意。然而应当指出，人们常常把这种关系仅说成是畜牧部落
的艺术，特别是其中的所谓“野兽纹”，对于中国艺术风格的单方面的影响。
中国与中亚细亚畜牧部落，与匈奴、塞、月氏，以及后来与乌孙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在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著作中均有详细记载。不过，关于中国与阿尔泰这样距离遥远的地区的一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却未曾提到过。我们在阿尔泰发现了一些显贵人物的、主要是部落首领的石顶巨墓，这些墓，由于墓土封冻很结实，墓中还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丝织品和其他物品。
这些巨墓是在卡童河(卡坦金地方)、伯莱利河(伯莱利地方)、乌尔苏耳河(锡宝、巴沙达尔、土爱克廷等地方)和乌拉干河(巴泽雷克地方)等流域发现的。某些巨墓中出土的中国织物，有用大量的捻股细丝线织成(每平方厘米为34×50支)的普通平纹织物。这类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
其中图案和制作技术最为突出的，是巴泽雷克第3号墓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丝织物。这块丝织物,一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织成。纱织纹为1／3和3／1斜纹(即三下一上和三上一下的斜纹——译者)。红色纬纱和经纱以1／3斜纹交织，而反面则以3／1斜纹交织。绿色纬纱的织纹，正与上面相反。组织变换，是按照纹布和底布的交替而变换的。
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的，一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宽约43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按照织物上的花纹，它的富于表现力的形象和优美的色调，无疑的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已故的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这类丝织品是中国制造的，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供“公主”出嫁时用的。刺绣的题材，大概与古代关于凤凰的故事有联系。认为凤凰是飞翔在壮硕的梧桐树之间，并按朱子的注疏，它还象征着宫廷的昌隆。
在巴泽雷克第6号墓中，发现白色的金属制的中国镜一面，即所谓秦式镜的变形之一。镜体虽已破损(保存了二分之一强)，但我们仍然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个墓葬中，也发现了一面完全相同的镜子。
这两面镜子的直径，均为11.5厘米，质地薄脆，镜面极为光滑，边缘为素卷边。在镜背稍凸起的方形纽座中心，置一小弦纽。地纹为美丽的、单一的所谓“羽状”纹。羽状纹地上，沿边缘置以四个“山”字形雕饰。在山字纹之间，有成对的心状形叶。
发现有凤凰绣缎的墓葬，主要可以根据西亚细亚出产的织物——羊毛绒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准确地断其为公元前五世纪的墓葬。发现有上述金属镜的数处墓葬，年代则比较晚，属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出土的镜子本身，还不能准确地断定其年代。
我们知道，梅原末治在其“汉以前的古镜的研究”(1935年，日本京都)这部论著中，根据类型学标准和图案风格的特征，将镜子按年代的先后予以系统排列。从而发现，秦式镜的原始形式是整个镜背为仿动物的羽状纹地。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地纹并非专为圆形镜设计的，故在中心弦纽周围还置以纽座。整个背地饰以同一的花纹，且花纹又不受圆形面的限制，说明这种花纹不是为镜子绘制的，而是借用于其他青铜器上的，其中有的是借用战国时代壶上的花纹。
为避免地纹显得单调，因而，除弦纽周围的方座以外，还置以心状形叶和四个斜“山”字形纹饰。最晚的秦式镜与我们所发现的这种镜有所区别，秦式镜上具有更为精致的螺旋形和锯齿形纹饰，有动物和龙的雕饰，此外，还有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