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阿保机占领了燕云十六州，俘掠了大批汉人，迁往长城以北的辽地置新州县，开垦农田，中原的文化也随着这批移民的脚步逐渐北进。辽统治者吸收汉族封建士人作幕僚，在政治上采用了南北两制，北面官以本民族的传统办法治理藩部，掌军权；南面官袭唐制治理汉人，番律、唐律同时并存，并有“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
”的规矩。南北两制缓和了民族矛盾，也为南北文化在广大松漠地区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出现了辽代以中原文化为主同时具有契丹特色的农业与草原文化并存的文化繁荣。为了体现民族意识，契丹创立了自己的模仿汉字制的契丹大字，只在本民族内应用。官方使用的文字，如与西夏、宋等的国书往来以及朝廷的诏令、奏议等仍用汉字。唐宋诗词在辽朝得到广泛流传，契丹贵族文人也多作诗编集。在汉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设“监修国史”官，修《实录》，私人修史的著作也随之出现。佛教在辽地广泛传播，佛经得以大规模地校勘和编纂刊印，佛寺、佛塔也广为修建，如辽中京大明塔、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寺等，在我国建筑史上享有盛誉。辽朝文明的发展吸引了各国商人。辽上京临潢府是各地商贾集中的地方，西夏、高昌、龟兹、于阗和大食商人都到辽朝贸易。与此同时，回鹘商人为辽国引进“梵僧、名医”，将阿拉伯和印度的医药传入辽国。景教也由回鹘为媒介，传入辽国都城。作为文化的使者，契丹在中亚虎思斡耳朵建西辽政权后，又将东方的汉文化直接带到中亚。汉语作为西辽的官方语言，得以在中亚、波斯等地广泛传播。
党项族离开青海草原后，就接受了中原王朝汉文化的影响，其立足的河套兴、灵、绥、宥、夏州等地，原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汉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基础。党项族东迁二百余年后才称帝西夏，已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因此，西夏的文化特征表现为蕃汉合一，在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坚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西夏沿用宋朝的官职称号建制，提倡汉族礼仪，网罗儒学人才，向宋朝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典籍，并接受儒化了的佛学，先后六次向北宋求赐佛藏，兴建佛寺、佛塔，大做法会散发佛经。同时他们又努力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李元昊颁行创制西夏文字，并规定西夏国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
与辽、西夏同时存在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十分注意吸收汉文化。金太宗时随着疆域的扩大，把大批汉人迁居到女真地区，又把大批女真人迁居到汉族地区，为两族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重视启用汉族文人及来归的汉族官吏。由汉族文士培养起来的金熙宗“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10］，他还在上京立孔子庙。贵族中读《尚书》、《论语》及汉籍史书的风气颇盛。金世宗一方面重视汉族文化，曾令人把汉文经籍译为女真文，另一方面他又禁止女真人改汉姓，穿汉服，禁止卫士说汉语，怕女真人丧失勇悍的品性。金代中期后，女真人和汉人的生活习俗逐渐接近，女真统治者提倡女真人与汉人通婚，更加速了两族的融合。
辽、金、西夏统治地区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同时并存、互相吸收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是他们与中原毗邻，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又有殖生本民族文化的土壤，虽然它们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其境内仍有许多供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草地，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发展本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心理和感情的需要，也是草原畜牧经济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