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由于植根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我国古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两大系统，不仅反映了他们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差异。
两种文化的对撞、交流及其形式
人类繁衍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使不同地域之间的人群接触日益扩大。随着文化传播的增强，在各自的地域边缘就会发生不同文化的对撞与冲击，结果使不同文化在交叉流动中因相互吸收对方的异质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文化的这种对撞与冲击、交流与融合之现象，首先是基于不同地域人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北方需要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南方需要北方的耕畜、战马等。对于游牧社会来讲，由于受生产方式的局限，一般不能生产他们的全部必需品，粮食、衣着、工具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农业区的供应。因此，经济生活越是扩大，北方对南方的经济依赖就越为突出。南北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彼此接触，相互兼容或吸收对方的文化也势在必然。
在我国古代，从地理位置上看，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界大体位于今河西走廊和河套阴山一带。这一地区又是中原通向西域和漠北的必经之地，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高原到达贝加尔湖。这一地理位置为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河套鄂尔多斯的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丝织品和布帛的残迹，也发现了体现中原风格或中原产物的铜镜和铁剑。这说明，匈奴族很早就和中原的农业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两种文化都在互相接触中吸收对方的素养，不断丰富自己和得以不断增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加强军事实力，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民族的尚武习俗，用北方民族的短衫、大裤代替不适于作战的华夏衣裳，学习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的骑马射箭，用轻捷、突击力强的骑兵代替笨重的战车。“胡服骑射”的结果，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在我国古代，由于各个时期及历史背景的不同，文化交流的形式也不一。秦汉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大多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伴之以向四周疆域的扩张，首先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套草场。楚汉相争之机，“马上行国”的匈奴在其领袖冒顿的率领下，收回了河套牧地，兵锋直指中原，围困汉高帝于平城，其军事力量威胁到汉室的统治。因此，河套地区及漠南草原成为秦汉与匈奴交战之地。战争引出了汉匈和亲，以及通过赏赐、入贡、赐予、纳岁币、婚嫁、贸易、关市等形式，使彼此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汉朝流向匈奴的物资有黄金、钱币、锦绣、绮穀、帛絮和粮食等。匈奴放牧的马、牛、羊以及“骡驴、[HT5，7]马[KG-*3]毛[HT5SS]驼(骆驼)，衔尾入塞”［2］，通过河套等地，成群结队进入中原，他们的养马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战争目的旨在经济的交流和互补，与此同时，两者的文化也得到了交流。汉朝赠匈奴的物资中还有笙、竽、箜篌等乐器，汉室的宫廷文化随之进入草地。匈奴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计算、筑城、凿井及制造玉玺等技艺。匈奴青铜饰牌中的虎食鹿之动物形象也在汉雕中出现，无疑是草原文化对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汉匈和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了一统局势，改善了民族关系。“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3］。汉代的文化在南北交流及引进西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流时期。这时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接触、对撞又出现了一个新形式——“‘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
服”［4］，即北方民族主动接受农业文化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