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经过战争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急需补充劳动力，中原豪族也需要招徕北方游牧民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之在秦汉统一的形势下，北方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着北方民族，致使大批游牧民族迁徙中原定居。当时居于北方的匈奴、乌桓、羯、氐、羌等族成千上
万地进入中原，放弃游牧而定居农耕。《晋书·外戚王恂传》记载，当时太原地方“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内迁到关中的氐羌，也同样“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曲折于奴仆之勤”［5］，在大地主豪族门下充当田客或服役。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学汉语习汉籍，很快接受了中原的封建文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他们为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场，克服“山高谷深，九难八阻”，南迁至匈奴故地——漠南草原。他们一反匈奴“抄掠边民”的做法，不仅采取和亲政策，还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计口授田”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主动解散部落组织，“屯田于河北”，使河套以及云中、代郡之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发展，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在这里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亲耕籍田，为百姓作表率。魏孝文帝还下令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以汉语代替北俗之语，否则“当降爵黜官”［6］。鲜卑社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了“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田表，混一戎华”［7］的局面，开创了北方民族统一中原的先河，促进和扩大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北魏泰常年间，北凉沮渠氏多次向宋求书，请《周易》及子、集诸书［8］；北魏崔暹向梁武帝求佛经，蒋少游按照魏王的密令随散骑常侍李彪出使南齐时，专门观察南齐宫殿式样，为北魏修洛阳宫阙做准备，使南方的宫殿艺术由建康而传至洛阳［9］。北方的乳制品及胡服也在淮河以南流行开来。《晋书·陆玩传》中记载了江南上层士族陆玩到王导家食酪。袴褶即胡服，据《宋书·文九王传》载：“时内外戒严，普著袴褶。”说明上褶下袴在江南已很普遍。这些北方民族的习俗逐渐成为汉俗的一部分。其他如书法、诗赋等，也随着南北士的来往而得到交流和相互吸收。
另外在当时，不仅我国本土的南北文化得到交流，还由于北方民族的迁徙及河西走廊的畅通，使西域及中亚的文化也相继流入北方。波斯是很早使用铠甲和具装铠的国家。魏晋时期，中亚草原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已将铠具从新疆传入中原。马铠的使用见于东汉末年的袁绍军队中，至南北朝时，北方军队已普遍使用。同一时期，犍陀罗艺术通过游牧民族由河西走廊向东进入中原，为中国传统艺术所接受。北魏首都代城(北魏386年~493年的都城，今山西大同)遗址中，1970年发现了一件海兽纹八曲银洗，银洗作椭圆形，器形上部和口缘呈八曲形，底部有海兽纹浮雕是萨珊波斯的产品。1983年发现于宁夏固原县境内的北周李贤(曾任瓜州刺史，河州总管)之墓中，随葬的金银器中有中亚传入的鎏金银壶。这都说明，伴随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达，使得东西方文化艺术珍品的交流已很常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对当时汉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此后唐代形成高度繁荣的汉文化和世界性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对撞交流的第三种形式是两种文化的同时并存、互相促进。辽、金、西夏时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即属于这一类型。从唐朝末年开始，随着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北部边疆游牧民族的一些部落逐渐强大。辽在松漠地区建国称帝，西夏在河套地区建大夏国，女真也在白山黑水地区兴起，逐渐南下西进。北方地区(从天山南北经河西走廊至广大的松漠地区)均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所控制。这时的形势与秦汉时期已大不相同，经唐代近三百年的发展，以汉族封建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之影响已辐射到边疆各地，在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中已有了相当地位。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考虑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大力提倡并推广汉文化，从而促使两种文化在同时并存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