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系统各层器物的变化，以陶釜为例［50］。四层下部的陶釜，虽有敛口、敞口、直口之别，但多数短腰圆腹，形式简单。到四层上部，陶釜出现了明显变化，虽然仍有敛口、敞口之分，但是，1.腰部加长；2.多成束腰；3.腰脊突出；4.出现腰沿釜；5.釜壁多见折角。因而造型很
美，形式多样，反映河姆渡文化到了四层上部饮食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同样也为四层下部和四层上部在编年上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到三层，形式的丰富仍在继续，有敛口束腰起脊釜和直口束腰起脊釜、直口折腹釜，还有一些矮体扁腹釜和高体圆腹釜，口颈均很短，从器体较扁来看，是形式上起了变化。从圜底来看，仍为四层同类釜的继续。到二层，扁腹釜数量增多，有的更有双鼻，也有直沿的腰沿釜，束腰釜形式减少，但是大敞口、长颈、束腰、折腹高体釜，在形式上仍很别致。表明从四层上部出现的束腰釜，依然有所发展。第一层陶釜，更趋向于扁腹釜和折腹釜。但是从一件残釜颈部片上看，敛口，颈外有凸棱，显然是一种长颈束腰釜的上部，造型仍很新颖。如此可以看出从四层下部陶釜形式简单，到四层上部陶釜形式骤然复杂，三层仍在继续，并有新的器形出现。至二层、一层陶釜形式又趋向简单。各层陶釜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证实了这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过程。它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所以宁绍平原是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
(六)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
马家浜文化中地层比较复杂的还是桐乡罗家角遗址，这个遗址的最下层——第四层为罗家角一期，第三层为罗家角二期，第二层为罗家角三期，第一层为罗家角四期［51］。这四层同属于马家浜文化。晚于马家浜文化的有崧泽文化，从吴县草鞋山地层可以得到证明。这个地层厚11米，在已经揭露的地层中是罕见的。从第十层到第八层为马家浜文化层。第七层则为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的过渡层。第六层属于崧泽文化层。第五层遗物很少。第四层至第二层为良渚文化层［52］。证实了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连续发展的全过程。
从物质文化上看，罗家角四层虽然也有敛口束腰釜。但是各层较多的还是腰沿釜，这种腰沿与河姆渡不同处，即河姆渡多直沿，而罗家角多斜沿，也是这两个文化区分的主要标志。草鞋山马家浜文化与罗家角一样仍见圜底釜和筒形釜，但沿较窄，同时有敛口圆腹锥足鼎和喇叭形圈足豆［53］，豆盘斜直，颈部很粗。至崧泽文化期，陶器已用轮制，腰沿釜不见，鼎出现扁凿形足，豆盘外面起稜。盖上镂孔刻花，张陵山更出土竹节状豆，表明崧泽文化有了进一步变化。草鞋山的良渚文化多属黑皮陶，釜形鼎的凿形足上刻花，豆盘折壁下面有弦纹镂喇叭形座。特别是刻有鸟纹、波折纹的有盖贯耳壶，是草鞋山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此外钱山漾的鱼鳍足鼎［54］、寺墩的袋足有鋬鬶，都表明良渚文化比崧泽文化进了一大步，而登上了马家浜文化系统的顶峰。这个文化系统主要分布在浙北、苏南，所以太湖地区是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
(七)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
屈家岭文化的地层较复杂，鄂北屈家岭文化下面有仰韶文化层，鄂西屈家岭文化下面有大溪文化层，因而它的前身文化是源于大溪文化，还是源于带有仰韶因素的地方类型文化，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在京山，屈家岭文化有从早期到晚期的地层［55］，是单一存在的。而郧县青龙泉二期，则是屈家岭文化内涵。晚于青龙泉二期的青龙泉三期［56］，也称湖北龙山文化，以后则有黄陂盘龙城商代文化，可以探讨其去向。所以从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商代盘龙城期，这个地层序列，还是很明确的。
屈家岭文化以薄胎彩陶碗、扁腹壶、高圈足杯和彩陶纺轮为特征。这种特征是其他文化所不见的。如以鼎为例，在屈家岭中期可以看到盘状凿形足鼎，但是到屈家岭晚期则成折腹凿形足鼎。青龙泉三期这种形制仍在继续，无大变化，到湖北龙山晚期的房县七里河则此式鼎从圜底变成微凸底，凿形足更高，至商代盘龙城期鼎成平底，而鼎足稍曲，此式鼎在各期的演变中还是很清楚的。至于屈家岭文化与湖北龙山文化的联系，如青龙泉二期豆，豆盘很浅，圈足座上有镂孔。到屈家岭晚期天门石家河豆盘转深，豆座转矮，镂孔亦少。至青龙泉三期，则豆盘外面见凸稜，显然是由于轮制的结果。所以这些器形，都反映了从屈家岭文化向湖北龙山文化的转变。屈家岭文化三期中的扁腹壶虽然在颈上和圈足部分各有些变化，但是扁腹这一点，完全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的个性。盘龙城的绳纹敛口锥足鬲，在这个地区也只是到商代才出现的器形［57］，以前是不见的。这也为湖北龙山晚期至商盘龙城期提供了编年依据。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其分布地域，北至丹江，西至鄂西，南至湘北，东至鄂东，所以江汉平原是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