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星他拉式玉龙发现之后，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巴林右旗羊场乡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件猪首蛇身，桃形环状玉雕，学界称这种玉器为玉猪龙，或称兽形玉。这件玉猪龙高约15厘米
，也是采用墨绿软玉雕成，通体抛光，身躯蜷曲，首尾衔接，形成环状。目前所知，这种红山文化玉猪龙已经在西辽河流域发现了10余件，其形制已经高度规范化，大者高约14~15厘米，小者高约7~7.5厘米，恰好相当于大型玉的一半。这种情况表明，玉猪龙的设计与制作，是在某种特定的观念和严格的规则制约下进行的。
此外，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勾云纹玉饰。这是一种长方形或方圆形板状透雕器物，四角弯卷如勾，中心透雕盘卷的勾云纹饰，相应磨出与纹饰对应的浅凹槽，并钻有可供佩挂的圆孔。目前所知，这种勾云纹玉佩已经出土10余件，虽然大小有别，但风格形状却基本相同。其中，三官甸子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最大一件横长22.4厘米。这种玉佩同红山玉龙一样，与大体同时并存的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古书上有“飞龙在天”、“云从龙”的说法，可知龙与云的关系至为密切。在古人看来，兴云布雨，原是龙的基本习性和本能，就是因为它能够无翼而飞，升天入地，独往独来，就是因为它能够“乘乎云气。所以，红山文化这种勾云纹玉佩，应该是龙的象征，或者说，是龙的变体。它同龙一起，相辅而行，共同受到了先民的礼拜和崇敬［11］。
红山文化崇龙风尚，不仅见于大量玉质礼器，而且还在陶器上留下了鲜明的印痕。红山文化彩陶中，便常见龙纹题材。
据郭大顺先生研究，龙纹题材见于红山彩陶者可大体分为两类。其一为盘卷的龙身，只见于小口瓮的腹部。其特点为龙身绕瓮腹横行盘卷，一般为2、3道，龙身绘制黑彩填满的鳞片状纹，红黑相间而连续延伸，常与其他类彩陶纹饰有机地结合为整体图案。目前，这类龙纹，仅见龙身，尚未发现龙头。其二是大片鳞状纹，主要见于红山文化特有的一种敛口罐上。此外在陶钵和筒形器上，也有发现［12］。这两种龙纹，都比较抽象，已经图案化，这是崇龙习尚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出来的结果。其构思特点即是以局部代替全体。
龙身图案最早见于赤峰红山后的彩陶片标本，后来在巴林右旗等地也有发现，鳞纹图案的典型标本是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敛口彩陶罐。所绘鳞纹为黑彩，双勾边，笔法工整，结构严谨。这是红山文化早期鳞纹的特点，及至后期，这种纹饰的画法逐渐趋于草率，结构也变得松散。到了属于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时期，仍然可以在彩陶上找到简化的鳞纹图案。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的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在此时的彩绘陶器中，龙纹已经成熟多变，丰富多彩，但基本装饰形式仍与红山文化一致，显示着一脉承袭的亲缘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原商代玉器中的龙与铜器龙纹，分别与红山文化玉龙和彩陶龙纹暗合，中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彩陶龙纹，其表现形式也与红山文化彩陶龙身纹基本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红山文化的崇龙习尚，是中原地区崇龙习尚的渊源。红山文化的龙神崇拜，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因素之一。
炎黄故地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事实上，汉以前我们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倘若认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就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这也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早期发展情况，就会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的世界［13］。近年来，随着红山诸文化接连取得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考古新发现，苏秉琦先生更是不止一次地提出包括西辽河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认为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多方面考察，应当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重心常在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