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用谱系的方法把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各地的古文化遗存分为六大区系，西辽河古文化区属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系。
苏秉琦先生在论述我国南北六大文化区系的发展特点时提到：“相对而言，南方的三大区，民族多，方言多，文化呈波浪式发展；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诸方面考查，应当说，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发展的重心常在北方。”“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
早。”［1］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红山诸文化玉器群、龙凤题材造型、大型礼仪性建筑群等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的公诸于世，强烈地动摇了中华文明只有一个源头的传统看法。因此，研究探索红山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格局，遂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
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一般说来，城市的兴建，文字的使用和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这是世界文明出现的主要标志，自然也是中华文明出现璨的主要标志。但中华古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其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发展，又自具若干独到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出现，不以上述文明三要素为限，而是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是以农业的进步为基础的。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红山系列文化，是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农耕文化之一。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较为进步的原始锄耕农业，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由于大型烟叶型石犁耜的普遍使用，从而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后世规定和影响着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定势的诸多文明要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继孕育产生于红山诸文化的序列发展过程之中。本文将择其要者，试作概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红山古玉
中华民族是一个尚玉重德的民族。中国人对玉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认为玉石兼备了人间的美德和至性，因此，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对玉崇尚备至一往情深。黄金和美玉得之不易，价值昂贵，可以充当宝货。但中国人爱玉，并不仅爱它本身的价值，它那璀璨晶莹的色泽、细腻温润的气质以及内聚抗压的品格，博得了人们由衷的喜爱和钦敬，爱玉成了中国人的一大传统。一方面，古人比德于玉，宝玉的品格气质成为中国人修身立德的标准和楷模；另一方面，玉器在军政生活中，成为表明统治阶级身份等级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对尚玉渊源的追溯，自然应该看做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课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史前六大文化区系中，红山系列文化是最早治玉、用玉的文化遗存。中国崇玉文化传统的滥觞和奠基，应该追溯到红山诸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地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2］，随后，考古工作者到现场调查，发现这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从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阜新胡头沟、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器。到了1979年5月，考古家们又终于在辽西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一处具有科学的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进入80年代以来，红山系列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是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在属于红山文化前身的查海类型遗址中出土了20件玉器，形制有长条器、玦、匕形器、管状器以及如斧似锛形器等。经有关部门鉴定，这批玉器以阳起石和透闪石制作，属于真玉中的软玉类，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用玉的例证。苏秉琦先生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过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