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开沟晚期文化面貌类似的考古遗存还有陕北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除该遗址外，在山西柳林高红、陕西绥德薛家渠，以及延川、洛川等地也都发现该文化的遗址。有些考古学家称这种广泛分布于陕北与晋西北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为“李家崖文化”或者“鬼方文化”［32］。
李家崖文化在经济类型上可能是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生产工具中有铜制的斧、锛，石器有刀、斧，玉器有铲、刀、斧，骨器有铲，皆显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还发现有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的兽骨据称是以牛、羊骨最多［33］。
混合经济到游牧经济的转变
导致从农牧业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原因是复合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明珂以大量考古学上的证据，论证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这一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呈逐渐形成及加强的趋势。而气象上的变化导致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缺少水资源或水资源不稳定常是游牧流行地区的主要环境特征，中国北方的游牧地区也不例外。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气候逐渐变得干旱，从而使农业生产受到挫折，造成人们在经济上增加了对畜牧业或狩猎的依赖。在公元前2500年后的晚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生态环境似乎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这很可能是气候上逐渐干旱化造成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游牧化与气象上的干旱期来临常常相对应。气象因素曾被用来解释西奈半岛Negev地区古人群由狩猎采集转变为游牧的原因之一。三千年前东非雨型的改变也被认为是造成当地游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4］。
其次，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早期游牧人群是以马、牛、羊为主的专业化游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人群。因此，马、牛、羊的驯养史与游牧的出现密切相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出的农牧业兼营的混合经济为游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从动物遗存以及出土器物上的动物形象来看，除了当地原有的家畜猪、狗、牛、羊外，也出现了驯养的马。李家崖古城遗址中的动物遗骸有马、牛、羊、猪、狗、鹿。因为有车马器的出土，无疑在鬼方文化中已有驯养的马了。
已有学者指出，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已知最早驯养的马出现在东欧［35］。在乌克兰南部Dereivka村Sredni
stog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马骨和六个鹿角式嚼子。研究表明马正处于被驯化的过程中，主要用于食用，也开始用于骑乘和牵引，其时代是3500~3000B.C。1956年Gimbutas曾提出“库尔干文化”urgan
culture的概念，用来描述灵活机动、骑马好战的父系氏族部落文化the horse-riding，warlike Patriarchal family of
tribes of the North Pontic Dnieper
Volgasteepe，以区别欧洲古老的定居、和平的母系氏族文化传统。库尔干文化是印欧语的源泉，是原始印欧人或雅利安人的创造。1985年Anthony完成了一篇以马的驯化为主题的博士论文［36］。他将马的驯化和印欧语的起源看做是库尔干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37］。并且指出马是导致印欧语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在马被驯化的同时，适应于马拉的车也应运而生。一辆牛车一天行程不过25公里，马车可以轻易超过50公里，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以超过自己的速度进行长途运输，从而导致了陆上运输的革命［38］。从此文明古国迎来了从未遇到过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