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已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包括蒙古草原和中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新石器时代4000~2000B.C亦是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混合经济［22］。房子为半地穴式，石锄、石磨盘、石杵和牛、羊骨骼的出土表明内外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一致。中亚新石器时代的代
表性文化是哲通文化和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两者在经济类型上均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其受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23］。
总之，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居民和他们南部的邻居一样，过着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表明新石器时代存在游牧部落的客观证据。至于游牧民族的形成就更晚了［24］。因为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不完全经济，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当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毫无疑问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25］。
青铜时代与游牧的兴起
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大量乌兰察布岩画反映在青铜时代乌兰察布草原出现了车辆，其车形不仅与我国殷商时期的车形大致一样，也与中亚各地青铜时代的车形相
仿［26］。“游牧养畜业促进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物质文化的建立。这一时期已经发明并启用了一些运输工具，例如，鞍桥和用来载人运货的各种兽力车，活动住所——毡包车的出现，就是这种终年游牧的特殊标志……(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上可以见到一些四轮车和双轮车的图像。带有辐条的四轮车，车轮被固定在两根简单勾画的车轴上，在车的前部画一个从圆心辐射出一些直线的大圆，这显然是用来表示毡包车的圆顶。车辆由两对輓畜牵引，輓畜颈上套轭，轭的中间与单辕相连”［27］。在乌兰察布岩画中的四轮车和双轮车，是乌兰察布草原新的物质文化标志，并且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已发掘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以动物文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及随身装饰品。这些墓葬还有大量的以草食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28］。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带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而且，这些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品。随葬的陶器也非常少。武器与马具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主要有短剑、刀、镞，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镳等［29］。
根据这些考古遗存，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已生活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生活中。主要证据如下：首先，文化遗存大多出于墓葬，而绝少发现居住遗址；其次，墓葬中多有马、羊骨随葬，除饮牛沟发现一具猪骨随葬外，其他墓葬中都不见猪骨；再次，可被用于翻土的铲，及收割谷物用的长方形带孔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的工具如杵、臼，几乎从考古遗存中消失。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汉初匈奴人的经济生活相符。而肉、乳与乳制品已成为匈奴人的主食［30］。
位于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其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的遗存，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农业生活。第五段遗存出现青铜器容器鼎、爵等，以及铜刀、铜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器物。从朱开沟遗址第一至第五段的遗存来看，可以发现如下现象：第一至第三段在经济类型上无重大差别，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的猪骨等可知，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到了第三段时，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有显著的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刃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意味着当时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特别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墓葬中有大量的羊下颚骨。从第三段起开始使用青铜器，但铜器主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上，而是起初用来制造小型工具和作为随身装饰品，在第五段时则用来制作武器。从第五段墓葬中发现的铜兵器来看，当时人群团体的冲突逐渐扩大，应付战争已成为社会机能之一［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