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农业的分离
关于游牧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当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毫无疑问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1］。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上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有云：“文明、文化皆指人群生活言。文明可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大别不外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型起于内不足、需要向外寻求，文化特性为侵略的。农耕型可自给，无事外求，文化特性常为和平型。”［2］游牧的发生、游牧国家产生与演化最终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一个时期曾相互并存，对立又相容，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概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3］。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是关键。为此学界有长期争鸣。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其余的野蛮人群”不能理解为农业部落，他们应是指处于比游牧部落更低一级的生产阶段尚没有大量畜群的人们［4］。有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余的野蛮人群”若不是农业部落就不可能有剩余物和游牧部落交换；而不存在交换条件就谈不上社会大分工［5］。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6］。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部落的社会大分工［7］。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8］。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9］。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