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东汉初年，南匈奴在表示归附汉朝以后，移居到漠南和塞内，“南匈奴入居塞内，分布北地、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方(今山西省、陕西省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因与汉人杂居，逐渐从事农业生产，更多地吸收汉文化”［9］P22、92~99。这种游牧
民族的南下过程并没有停止，在匈奴之后，又有鲜卑族陆续通过黄土高原的融合过程，然后逐步进入了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游牧民族先进入黄土高原，经过一段时期的适应以后进一步南下，说明，这一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一个过渡带。
西域山地河谷型游牧文化
从地理类型来说，狭义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可以作为一个单元类型，这里传统的游牧民族一般都分布在山地河谷地带。以山地河谷为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场所。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些游牧民族一般都是十分典型的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他们基本上不发展农耕经济。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得这些类型的游牧文化具备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这些类型的游牧民族在其经济结构上，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活动与游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
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商牧型游牧文化”。游牧畜牧业经济中存在着“非自足性”，这决定了他们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如种植业、狩猎、手工业、商业等形式来弥补这种“非自足性”。历史上的西域民族，不论是绿洲农耕民族，还是山地河谷的游牧民族，都属于活动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都有浓厚的经营商业的传统。一般也认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中的“草原路”是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之路。自汉代以后，南疆地区的“绿洲路”才开始兴盛。据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体上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当时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区”［10］P1。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就是由古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开辟并经营着的贸易之路。商业贸易活动，使得西域的游牧民族最大可能地维持了整个游牧经济的正常运转，弥补了游牧畜牧业经济所固有的“非自足性”。
(二)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一般都与南疆绿洲民族在经济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关系
在历史上，主要分布在北疆山地河谷的游牧民族，总是要设法统治或控制居住在南疆的绿洲农耕民族。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控制绿洲农耕地区，以便获得农耕民族的产品；二是通过控制绿洲地区，进而控制整个“绿洲丝绸之路”，以便获取贸易之利。
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状况相比，西域地区南疆绿洲农耕民族与北方山地游牧民族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种关系类型。其关系特点如下：1.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的冲突相比中原地区要缓和得多。原因在于南疆绿洲周围边缘地区，从很早起就分布有游牧民族，如汉代西域诸国中的“行国”。而且，在后来历史上又有许多游牧民族进入了南疆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农耕民族实现了融合，如9世纪回鹘的进入和维吾尔族的形成。因此，南疆绿洲农耕文化本身就包含了较浓厚的游牧文化成分。2.南疆绿洲农耕文化实际上十分分散，实力也较弱。历史上西域的统一一般都是由北疆的游牧民族来实现的。北疆有政治统治优势，而南疆有文化优势，二者可相互补充依存。3.南疆地区从很早起就逐渐变成了游牧民族畜产品消费市场。从南疆绿洲农耕民族的吃、穿、住、行到农耕生产中的耕畜以及丝绸之路上所需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等，基本上都依赖北疆山地河谷游牧民族来提供。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中就有这种供求关系的真实记录［11］P201)。这种关系的基础则是南疆民族文化中的游牧文化成分，如肉食、毛织品等。这种产品供求关系，不同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原农耕民族地区，从很早起，就发展了一套十分完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耕民族基本上自己解决了食物结构问题和纺织品原料问题，他们家家户户养猪养鸡鸭，种桑养蚕，种植棉麻，几乎不需要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惟一感兴趣的是大量地获得游牧民族的马匹，而目的却是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在总体上，中原农耕地区并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消费市场。
西域绿洲半农半牧型文化
历史上的西域地区，除了以北疆地区为代表的山地河谷游牧文化之外，还存在着非典型的一种游牧文化，即分布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河谷平原和山前地带的游牧文化和半农半牧型游牧文化。南疆的游牧文化载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以畜牧业为主的“行国”、农牧兼营的城邦诸国以及入居南疆地区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