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古至今的延续发展的过程
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民族文化在同一地区不断地积累、沉淀的过程，且在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上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相比之下，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民族游牧文化在差不多同一地区的“前赴后继”式的连续过程。
在这里，我们认为“连续”和“延续”是两个相似但却不同的概念。“连续”是指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时间次序上的排列，类似于点与点的连接；而“延续”则是指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类似于一条线的延伸。
(四)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的东向发展
吐蕃王朝东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是作为游牧民族争夺更多草场的过程，今天西藏高原以外的藏族地区，基本上都属于草原牧区。这一历史现象本身也反过来说明了吐蕃时期青藏高原文化的性质属于游牧文化的范畴。因此，所谓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实际上正是游牧经济、游牧文化的必然结果。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草场，而不是青藏高原以外的农田。“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中领土扩张的界限，与其说是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为界限，不如说是以西藏高原的草原地带为界限。因此，“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是游牧经济的客观需要。石硕先生在他所著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中，分析了三大因素，即“地缘性因素”、“文化的相融性因素”和“中原文明的凝聚力因素”［5］(P115~160)。诚然，这三大因素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却忽略了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最基本的需求——生存需求，即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自身所特有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需求。通俗地说，作为单纯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它本身有其“非自足性”，因此，必须要通过与外部的物质交流，来维持整个游牧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战争、掠夺等暴力形式的交流，往往成为“互市”、“贡赐”等非暴力形式不能正常进行的补充形式。因此，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本质是游牧经济为保持内部正常运转的物质交流的暴力形式。
(五)从我们所研究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而言，藏族文化总体上应当居于游牧文化的范畴
在经济形态方面，直到今天，游牧畜牧业经济仍然在整个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在这里，我们打算从著名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文化内涵来探讨上述问题。一般来说，《格萨尔王传》在整个藏族地区都有流传，但是相对而言，在藏族牧区流行的程度大于藏族农区。更重要的是，有关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格萨尔王传》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部落社会，例如史诗中所反映的“林国”就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游牧部落社会［6］(P2474。部落的迁徙、更换草场之事，只有部落大会才能决定［7］。《格萨尔王传》中的描写，从一个文化侧面反映出整个藏族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藏族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浓烈的草原游牧文化气息。
古代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型游牧文化
黄土高原的大体范围是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包括今天的山西省和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青海省东部、甘肃省的东南部和四川省的西北部。虽然这一区域主要是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边缘地带，但也包括了部分的黄土高原，即甘肃省的东南部地区。
(一)黄土高原的早期经济文化类型
将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划定为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分布区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1.在史前时代，黄土高原上曾经是草原广布，雨水充足，是那些从事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的早期人类生存的理想地区。2.历史上的长城被认为是农耕地区与草原地带的天然分界线。但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长城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农牧界线，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的黄土高原上，同样分布有许多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3.秦汉以后，黄土高原地区是一个宜牧不宜农的地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农牧混合地带，或者说是一个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中间过渡地带，因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多是从事农牧兼营生产活动的民族。至于历史上的黄河上游地区，其半农半牧的特点一直存在，而且，从古至今都一直有游牧民族及农牧兼营型民族的存在。秦汉时期的羌族、氐族，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吐蕃，宋代的党项族，元代的蒙古族等，基本上都属于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就地理位置而言，黄河上游地区正处于北方的蒙古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亚洲大陆上典型的草原地带向农耕经济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正是我国版图上“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8］P17~42的中间地带和中心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