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道路都不是线性的，发展中包含着不平衡。例如，发现于河北阳原的东谷坨文化，属早更新世之末，距今100万年。东谷坨人是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来制作石器的，其类型较固定，技术较熟练，看来已达到了北京人中期(距今50万年)的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如果认为北京人文化上承东谷坨文化发
展而来，那么，这一现象会令人困惑。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现象。北京人文化并非直接源于东谷坨文化，北京人是用劣质的脉石英来制作小型石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文化源流。只是目前对东谷坨文化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罢了。时间早的文化可能会先进，这正是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例证。另一个例子是发现于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文化，其年代经测定在20多万年前，不论从地质年代还是从动物群，都表明它与北京人文化晚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共存的。但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都远较北京人为进步，吴汝康先生认为金牛山人已属于早期智人。这说明，不仅在文化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在人类体质进化上也存在着不平衡。再就金牛山人本身的体质形态来说，其身体的不同部分也有进化快与慢的差别。金牛山人是世界罕见的保存了头骨、肢骨和大量体骨的古化石人类，金牛山人的头骨比北京人进步，而上肢骨比北京人更为进步。手的劳动首先促进了上肢的进化，上肢的进化又促进了头脑的进化。可以说，在人类体质的进化过程中，上肢、下肢、头脑也不是齐步走的。我们还可以蓝田人的体质特点再来说明人类体质进化的不平衡性。蓝田人在地质年代上与北京人接近或稍早，但在体质特征上却远较北京人落后。蓝田人的脑量还不及800毫升，而北京人的却达到了1100毫升左右。由此可见，人类体质也罢，文化也罢，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普遍的，绝对的；而平衡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暂时的平衡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打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的十来万年尤为重要。中国以至整个旧大陆范围内，人口密度有了明显增长，彼此交流增多，这是人类生存能力、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结果。其关键是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和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与发展。早在北京人文化晚期就出现了长不过4个多厘米的“类似倒置箭头的”小石锥。它的实用部分是“铤部”，即锥尖。但其后部有一个加工的窄叶形“箭头”状的柄部，这种形制的小石锥，显然不宜以手捏的方式锥物，其叶形柄部应是安把的部位。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复合工具”未必是始于几万年前的“细石器”的出现，它的萌芽可能追溯到20万年前的北京人文化晚期。发展到峙峪文化时期，那种带短铤的石镞、带短柄的弧刃小石刀等，都应是安柄使用的复合工具的部件。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小石器”工艺的发展，说明复合工具的日益发达。不论是细石器还是小石器多应安有木质的或骨质的柄、把、杆，否则难以单独使用。一万年前的河北阳原虎头梁的多种尖状器已具备了多种安柄方式，甚至连类似“直内”、“曲内”的石器都出现了，实际上可能就是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复合工具的雏形。虎头梁的各种安柄尖状器进一步发展，则成为像富河文化那种类似钺的宽刃斧、类似戈的窄刃斧，盘状砍斫器以及石钻等。这些石器显然是安柄使用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上溯到北京人的从把手到安柄的技术。北京人文化，不论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其主要的两类小型石器都是砍斫器和尖状器，正是在这两类小型石器上留下了从把手到安柄的发展踪迹。安了柄的利刃等于加长了手臂，于是带柄斧、梭镖、弓箭相继出现，人类起飞了。旧石器时代最晚期出现的间接剥制法生产的典型细石器，只不过是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业已发展起来的小石器的利刃与安柄技术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因此我认为，利刃的细加工及复合工具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突出成就。正是这一成就才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才使大型围猎成为可能或更富成效；人类可以获取大走兽，可以获取飞禽和游鱼。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发明是以海城小孤山发现的有孔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骨针虽小，却意义重大。有了骨针，解决了缝制皮衣问题，人们才可能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另一个大陆，走向世界各地。在现今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些相对说来环境不大有利的边疆地区，才会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以及欧亚大陆东、西之间产生了交流。新、旧大陆之间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相近之处，不是在更晚，而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可以这样说，现今世界的、中国的人类分布的大致格局是从十来万年前开始逐步形成的。以往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得不够。如果认为只是在二万年前随着典型细石器出现才出现了复合工具，才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显然是简单化了一些，而且也无法解释早在十来万年前人口就开始迅猛增长的历史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