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些充满着对祖国边疆锦绣河山赞美之情和对家乡人民深切同情的诗歌，饱含着作者的纯朴感情，反映出作者积极的人生态度。然而，“诗以言志”，许多离愁别怨、仕途失意后的怅惋，对多桀命运的无奈叹息，汇成缕缕愁绪，在他们的作品中萦绕，这可以说是明代云南少
数民族汉文作品的又一特点。名噪一时的李元阳曾任江阴知县、荆州知府等职，因“遇事敢言”、“持正不阿”遭排挤，于是归家隐居四十余年，潜心著述。他的现存诗作多为归隐后所写。“点苍山月碧玻璃，光泠榆河万顷陂。却忆美人何处是?欲随风到至关西!”(《山月有怀》)，“久知身是幻，何处觅愁肠!”(《病》)对世事人生的感怀、官场失意后的郁闷和消沉，难免流露在这些诗句之中。9岁丧父，11岁就袭父职出任丽江土知府的木增，善武略，旦好文雅，北胜蛮乱，率兵擒贼首高兰，又助饷银二万余两，得到朝廷嘉奖，升广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授太仆寺卿。木增却在风华正茂时退隐，让位其子木懿，静居在其“解脱林”别墅中，著述不辍。“雪窦冰岩构草堂，幽栖绝俗但焚香。宿鸟不鸣禅榻静，逍遥身在白云乡”(《山居自纪》)。描绘出其超凡脱俗、清幽适意的山居生活图画。“遁隐雪山幽，罕接宾俦。披吟杜句却生愁。不信吾身却是客，寄影蜉蝣”，木增少年有为，世祚封侯，却闭意荣禄。这些诗词就是他不甘沉沦但又无可奈何的叹息，显得格调较低沉。禄洪出兵塞外，异域景致也勾起他的淡淡愁绪，“漠漠千溪动，萧萧万卉残；烽烟日月掩，剑气斗牛寒。霜色戍楼重，雪花边塞繁；朔凤起画角，壮士亦悲酸”。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论文作品中这种惆怅诗风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从金榜题名的荣耀到仕途失意的怅惘，再到遁世归隐的无奈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历程。面对此种人生境遇，敏感的文人不能不涌出难言的怅惘和无可奈何的忧怨情绪。及至清兵入关，南明政权在云南的最终覆灭，这个人遭际和家国兴亡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这些文人的愁怨与悲愤。
剑川赵炳龙曾任职于金沧副使杨畏之幕府，身历明末之战乱，他的许多诗如《国无同心》、《诗经·无衣》、《惜菊五章》等大量诗作都或隐或现地表现时代风云，抒发对晚明前途的深深忧虑。其词《南乡子·雨窗》：“细雨入窗寒，觉道春衣件件单。悄向碧栏杆外望，花残!一片伤心景怕看。何事可追欢?诗又无成酒又干。欲向甜乡寻好梦，缘悭!纵有相思梦也难。”隐约写出了作者难以忍视南明政权的惨败。而他的《满江红·庚子立秋前三日》把这种心念国事，情系故君的心情表达得更为深切：“乍暖还晴，早带着三分秋意。闲检历，看看残暑，炎威几无。蕉叶传风罗袖薄，荷花出水明汝洗。细看他梧桐碧阴阴，含憔悴。诉不了离情思，说不出愁滋味。望美人，南国魂断千里。入夜烛燃清泪挥，隔帘花影琼花碎。问铜驼何处?伊家在蛮烟里。”题中“庚子”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是南明永历在吴三桂大军的追击下潜逃缅甸之时，词中以“美人”喻君主，以“铜驼”代指朝廷，铜驼落蛮烟，把这种国破家亡的悲愁，渲染得无以复加。“文变染乎世情”，以此来看，这种惆怅诗风的形成，也是时代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