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诗略》收辑自古迄清乾隆时云南文人的诗作，是云南两千年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袁氏兄弟“举数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宝，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没”，对保存云南的诗歌资料，对补方志、艺文之不足起着重要作用。有许多不著名但能诗，或诗有成而难
刻印的滇云诗人，能或以诗存名，或以人存诗，得以留下雪泥鸿爪，全赖《滇南诗略》之功。滇人诗编成总集，明清人作者数家，并搜不多，且无刻本，惟袁氏兄弟编成之书能流传至今，方国瑜先生视其书为善本。继《滇南诗略》之后，与袁氏兄弟同时的赵本扬、张履程二人选辑《滇南诗选》八卷。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又有昆明黄琮编《滇诗嗣音集》二十一卷，收录《滇南诗略》和《滇南诗选》所遗漏的诗作以及嘉庆以后的诗，如刘大绅的《五华五子诗钞》、《五华诗存》，徐敏的《太华山诗纪》，赵联元的《丽郡诗征》以及许多别集散篇。光绪间有石屏许印芳的《滇诗重光集》仿《嗣音集》例，“前之遗者补，略有增次”，共刻十八卷，收录道光以后直至光绪间数十家诗人的作品。《滇南诗略》后，滇云的诗歌总集，值得珍视的是《滇诗丛录》一百卷。这是一部由云南丛书馆数十人的精力，历十数年之寒暑，将数千年诗人的心血汇成的丛书，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取材避免与前四集雷同，诗作多的，仅选其精华；诗作少的，不论一句、二句，注意收存，二者兼顾。《丛录》由袁嘉谷担任主编，赵藩、陈荣昌、秦光玉、李厚安、方树梅等先后都提供过资料。诗前有作者小传，诗后仿朱竹坨《明诗综》，加以袁嘉谷的《卧雪堂诗话》，其余各先生偶有所识，亦间附入。同时，还有许印芳《重光集》尚未刊完的一百七十余家诗作，也补充到《丛录》中。
清嘉庆庚申(公元1800年)袁氏兄弟在《滇南诗略》纂辑刻印将竣时，又组织《滇南文略》的纂辑。尽管“滇文之抑塞而灭没者十八九矣，一旦起而独任之，窃虑搜罗之倍难于诗也”。袁氏兄弟仍网罗了许多乾嘉之际云南较有造诣的文人学士如师范、刘大绅以及张登瀛及王心辇等百余人，分工协作，进行分类、选稿、评阅、校订，历时三年编成《滇南文略》四十七卷，收文起于三国，止于清乾隆，包括153人的作品约数百篇，包括奏疏、檄书、论议、考辨、说解、骚赋、骈体等诸多散文文体。每篇末附有参与校订者的简明评论，“是集出非一时，成非一手”，是云南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滇南文略》成为云南第一部大规模的散文总集。方树梅先生认为，二袁是“三迤文献功臣”。
继《滇南文略》之后，呈贡秦光玉主持编成《滇文丛录》一百零一卷，收录七百七十余人的二千二百余篇作品，多为嘉庆以后之文，规模远胜于《文略》，而且材料的收集更为广泛。所收文章分为三门九类。第一门为著述，包括论著、词赋、序跋等。第二门为告语，包括告令、陈议、书牍等。第三门为记载，包括传志、杂记等。《滇文丛录》成为继《滇南文略》之后的又一部云南散文总集。李根源先生评论此书“炳炳麟麟，举凡晋以后数千年间，滇贤著作片言只字，无不备焉”，足以“传先辈而惠后学”。
如果说《滇诗重光集》是许印芳诗歌编纂方面的集大成之作的代表，那么《诗法萃编》便是他诗文理论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他在清代云南的文学总结中有突出贡献。许印芳(公元1832—1901年)，号五塘，石屏人，同治庚午云南乡试第二名。一生致力于教学，历任昆明、昭通、大理等地的教授，五华书院监院，经正书院山长。许印芳一生精力致力于滇诗的收集及诗歌的创作中。他广泛收集滇诗，刻成《滇诗重光集》十六卷。《五塘诗集》是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集，在描写滇南民俗，反映战乱中人民的痛苦，抒发自己的感慨上，时有佳作。他的《昆明春感》诗“四野人烟少，耕夫画里看……伤春育诗句，布谷鸟声酸”，反映了战乱瘟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他的《丁充仲冬二日石屏地震》诗，描写地震后的血肉离散、残垣断壁的惨状，震撼人心。
早在南诏大理时期，在云南的彝文文献中已发现了文艺理论著作，如在昭通地区发现的南诏以前的举奢哲《彝族诗文化》以及南诏时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独布举曾提出要写好诗，就要注意不同形式的诗歌的押韵方式。明代用傣文写成的《论傣族诗歌》又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傣族诗歌理论著作。在诗歌的起源、傣族诗歌与佛教的关系、傣族诗歌的种类和艺术的民族特色等方面，都展开了精辟的论述。而清代许印芳的《诗法萃编》则是明以来诗论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