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诗教之本也。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温柔敦厚之诗。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传后世,轻薄之词,岂能传哉?夫言为心声,诚中形外,自然流露,人品学问心术,皆可以言决之,矫强粉饰,决不能欺识者。盖违新兴之言,一见可知。不比由衷者之自在流
出也。古今以来,岂有刻薄小人,僖成诗家,忝入文苑之理!
以此可见,朱氏论诗,重视诗人的主观修养。他认为诗歌艺术是“诚中形外,不可伪为”,亦即诗歌是以有“真我”、“真意”为贵;同时,诗歌艺术创造贵在自然、神妙、自由,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性情学问的长期锻炼培养,因此,必须重视诗人的主观修养。至于如何才能培养诗人的“根柢”,酝酿诗人的“涵养”呢?朱氏注重理、气、才、学、识的培养,特别是强调它们与主体对自然界、人世间的深切体验的紧密联系。他指出:“求之于诗,必不能超凡入圣,直逼古人。积理于经,养气于史,炼识储材于诸子百家,阅历体验于人情世故,格物壮观于花鸟山水,勿论读书涉世,接物纵游,皆于诗有益。”这些作诗的经验之谈,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朱氏论诗的另一个重点,就是重视诗法。尽管宋以来诗家都喜欢谈论诗法,已有死法、活法、有定之法、无定之法等等,朱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诗也者,无定法而有定法也。诗人一缕心精,蟠天际地,纵横万里,笔落则风雨惊,篇成则鬼神泣,此岂有定法哉!然而重山峻岭,长江大河之中,自有天然筋节脉络,针线波澜,若蛛丝马迹,首尾贯注,各具精神结撰,则又未始无法……作诗者以我运法,而不为法用。始则以法为法,继则以无法为法。能不守法,亦不离法,斯为得之。盖本无定以驭有定,又化有定以归无定也。无法之法,是为活法妙法。造诣至无法之法,则法不可胜用矣。所谓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泥一定之法,不以人驭法,则死法矣。”而对用笔之法,朱氏主张诗人必须如庖丁解牛,游刃于虚,以无厚入有间,这样才能挥洒自如,自由创造,获得极佳的艺术效果。从他这些充满哲理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朱氏认为诗歌中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规矩法度,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同时,只要能使诗歌臻语上乘,就不必谨遵既有成法。特别强调以人驭法,而切忌以人从法,肯定了诗人在诗法面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艺术创造有一个从必然向自由发展的过程,只有超越了这种必然性,艺术创造的水平才会达到最高境界。所谓“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以及像庖丁解牛那样的游刃有余便是高度自由的极高艺术境界,反映出朱氏文论的博大精深。
文化的孕育、萌芽和发展都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这正如一股股涓涓细流必将汇成波涛汹涌的江海。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它的学术思想、它的文学、艺术、史学或是其他门类,在大成熟之后,必将出现大总结。因为文化的发展需要总结,有总结才有传承,有传承才有发展。清代在中国的文明史中,确乎是一个古典文化高度成熟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古典文化大总结的时代,无论在文学领域或是目录学领域,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气势。能与《大英百科全书》相媲美的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的《四库全书》便是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成熟、总结阶段的精品。所幸的是,在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成熟后,滇云文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大总结的气氛。嘉庆丁卯(公元1807年),大理赵州师范费其心力辑成《滇系》,以《疆域》、《职官》、《山川》、《人物》等19个系对滇云史籍进行整理,拉开了滇云史学及目录学领域大总结的序幕。阮元的《道光云南通志》、王崧的《云南志钞》续其后,到民国年间龙云的《新纂云南通志》和《云南丛书》把滇云的目录学总结推向极至。文学领域的总结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乾隆年间保山袁文典、袁文揆兄弟的《滇南诗略》、《滇南文略》先声夺人,发起了滇云文学的历史性总结,如袁丕均先生说:“《滇南文略》、《诗略》二书,为吾滇总集之始。”以后《滇南诗选》、《滇诗嗣音集》、《丽郡诗文征》、《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以及石屏许印芳的《诗法萃编》等把滇云的文学总结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乾隆年间,保山人袁文揆、袁文典兄弟本着收集保存滇云诗歌文献的目的,于是邀集同人,旁搜博采,花十年之心血,编成《滇南诗略》,乃是一部空前的诗选巨制。正如《滇南诗略》所言:“集名诗略者,以吾滇作者多不刊稿,厥子孙虑祖父钞本为人抄袭,珍秘存之,故向无萃集梓行之诗文,兹集既成,或遗稿渐出……”《诗略》以时代为序,卷一收录汉至元古诗,卷二至十四,为明诗;卷十五至四十七为清诗。所选诗歌,作者凡清百余年来滇之工于诗者,上自台阁名贤、下至山林隐逸,甚至流寓闺秀都采撷靡遗,无所不包;不同风格兼收并采,展现了云南诗歌发展的脉络。诗前有简要的作者小传;诗末间有评点,个别偏僻典故有注释,“注释惟近事僻典,有原注者存之,无者补之,盖此道不容有谜语,亦以便于后进也”。因而不仅仅是辍拾遗篇,乃反复玩味而后编录,且抱有极强的责任心,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