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省建立采取了如下措施:
1.省以下,设置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除边缘地区、“蛮夷”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官制度(
宣慰司、宣抚司、土知州等)而外,基本上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区划。
2.开展军事屯田与民间屯田。军事屯田开始是蒙古军队,有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等,后来主要是当地“爨僰军”。民间屯田主要是拘刷所属州县诸色漏籍人户。
3.建立站赤,完善交通路线。
4.开设学校,传播儒学。
云南行省的建立及相应的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民族“白族化”的进程,汉文化再次在云南广泛传播。需要强调的是,儒学思想并不是元代才传入云南的。如上所述,对于白族来说,从其形成之时就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南诏时期,向唐朝学习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已成为南诏文化的主流;到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已成为白族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大理行记》、《云南志略》、诸本《南诏野史》,皆有大理国“开科取士”的记载,《桂海虞衡志》有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寨购儒学经典的记录。可见,即便在大理国“白族化”时期,儒学思想依然是主流思想。当然,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儒学与佛学混为一体,佛僧研习儒学,讲授儒学。《南诏野史》说,大理国开科取士,“所取僧读儒书者”。以佛学和儒学相混的文化是大理国时期白族文化的传统。在大理国统治者的思想中,虽然有较多的儒学,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佛学。所以,元代在建立云南行省时广设学校,大力推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正统儒学,是为了将大理国时期在云南推行的佛学与儒学相混的“白族文化”变为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思想领域削弱段氏的实力[25]。
元代出现的“僰人”称谓,是白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历史上早有“僰人”的记录[26]。而将“僰人”与白族视为同一人们共同体则是在元代,首见于李京的《云南志略》。其书的《诸夷风俗》说: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嶲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白人语:着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如此之类甚多。则白人之为僰人,明矣。
李京认为元代云南大理地区的白人就是汉代僰道的僰人。唐代南诏寇西川,掳掠了大量的汉人,白人中有了不少的汉人,白语中也就有许多汉语成分。所以,僰人为白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李京的说法尚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李京的《云南志略》以前,大理地区的民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称谓。尽管出现过“白蛮”、“乌蛮”、“昆明蛮”、“云南蛮”、“南蛮”、“大封民”、“白衣”等称谓,但没有一个具有民族名称的确定含义。到元代,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在云南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并建立过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兴元)、大义宁、大理国等政权。所以,白人不再是只有某种文化特点的族群,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李京对白人的确认,表明中原王朝和中原汉人对白族的确认。
元代在云南推广汉文化,对白族的发展与白族文化的演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白族文化在汉文化影响下发生根本的变化则是在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