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早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洱海地区就已有人类生存，并创造了新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在北到剑川、鹤庆，南到祥云、宾川的广阔地区
[1]。当时洱海地区的人类，依傍湖泊与天然溪流而居。已可建造半穴式的房屋，在半山坡上经营原始农业，同时以狩猎、捕鱼作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
1957年在剑川海门口清理了一处铜器与石器并存的文化遗存[2]。从遗址可推知，人们滨水而居，建造干栏式房屋，种植粳稻和其他农作物，也从事狩猎和捕鱼。他们不仅能制造石器、陶器和骨器，还能铸造铜器。
我们把创造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古人称为“古代洱海人”。在唐代的历史文献中把他们称之为“西洱河蛮”[3]。
洱海地区居民最早见于文献记录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叶榆即今大理市，同师即今腾冲县。嶲即嶲唐，为哀牢夷。昆明夷分布在今大理地区[4]，司马迁所记录的昆明夷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区。唐代的历史文献显示，在唐代前期，西洱河地区还有昆明蛮，昆明又写为“昆弥”[5]。
有的学者，看到文献记录的昆明夷的社会生活与考古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或以考古资料否定司马迁的记录，或以司马迁的记录怀疑考古资料的年代不确。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记录是昆明人的社会生活，而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则是洱海人的社会生活。把昆明人与洱海人区分开来对我们研究白族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哀牢人原居住在澜沧江以西的广阔地区。有的学者认为昆明人与哀牢人同一族类。我们看到在历史文献中，昆明人与哀牢人的居住地不同，社会生活不同，风俗习惯也多有不同，见于历史文献的先后也不同。不能将昆明人与哀牢人混为一谈[6]。到汉代，哀牢人逐渐向洱海地区迁移。到唐代前期，哀牢人聚居在洱海的西南和南部，并形成两个较大的酋邦：蒙舍诏、蒙嶲诏，他们“本哀牢夷后”[7]。
僰人为西南夷中的一个部族，散居于僰道(今宜宾地区)为中心的广阔地区。秦以后逐渐南迁。汉代以后迁到今云南省昭通地区，蜀汉在这一地区设朱提郡。晋代朱提郡大乱，僰人和汉人大量迁居洱海地区。到唐代初期，有许多僰人散居在洱海地区的东南部，他们被称为“白蛮”。
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在汉唐时期有不少中原的汉人迁居洱海地区。《通典》卷187载：初唐时洱海东部地区“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稍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月为岁首。其土有稻、麦、黍、豆，种获亦与中夏同。”可知，到唐代初期，已有不少汉族移民在洱海地区定居，而且年代颇为久远。在今大理凤仪地区，有从陕西汉中、山西汾河下游陆续迁来的汉族移民，其中有王、杨、李、赵四大姓[8]。今云南省大姚、姚安县也有许多汉人，大都以姚为姓，所以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此设州时，便命名为“姚州”[9]。今祥云县，初唐时为云南城，亦有汉族移民，大姓有段氏[10]。其语言与生活方式，与中夏汉人大同小异。
唐代初年，今洱海地区居住着众多的族群。以文化分为“乌蛮”与“白蛮”两大类。受汉文化影响较少，保持本族群特质较多的称为“乌蛮”；受汉文化影响较大，保持本族群特质较少的称为“白蛮”[11]。
“乌蛮”包括昆明蛮、哀牢蛮、麽些蛮等。“白蛮”有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青蛉蛮、裳人等。白蛮大多有“汉姓”，自称其先本汉人。他们的语言与中夏几乎没有多少差异。唐代《云南志》的作者樊绰说：“言语音白蛮最正”。所谓“正”，是以唐代中原语音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