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终于弃蕃归唐，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异牟寻面
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誓为汉臣”，“永无离贰”[20]。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即“云南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贞元十年后，在南诏当权派的大力倡导下，汉文化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南诏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经典。王室成员与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21]，南诏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文化，大力提倡和推广中原汉文化，使汉文化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汉文化在白族的形成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进入封建领主社会，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十睑(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人、汉姓等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使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唐嘉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22]。 “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睑(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与历史上的“僰子国”有密切关系。“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在白族形成的过程中，汉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有的学者强调南诏文化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其实，南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仿唐”，而是“本唐”，亦即“照搬”唐朝文化。唐朝文化在南诏的广泛传播，与南诏社会生活的交融，促使南诏洱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白族。
南诏亡后36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又28年(公元965年)，宋灭蜀。宋王朝因北有“大敌”，无暇顾及西南。鉴于南诏给唐朝带来诸多麻烦，宋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错误地认为，南诏是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直对大理采取防范的政策，甚至编造出“宋挥玉斧”的神话。尽管宋王朝限制与大理政权的交往，但是大理政权始终与宋保持着经济、文化的联系。段氏多次上书说：“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23]宋王朝也曾册封过段氏为“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等。大理国始终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大理国境内依然使用汉字，士人多习汉文经典。
由于大理国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况，白族作为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在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将势力扩张到云南各地，并向云南各地移民。早在南诏时期，南诏统治者就开始从洱海地区向外移民，这也是白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范围(比今天云南稍大)设首府(今大理地区)、二都督、六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首府之外，废都督、节度，设置八府、四郡、四镇。无论前期后期，所有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段氏派出的白族大姓担任，这些白族大姓在统治区域成为世袭领主，出现了云南民族“白族化”的倾向。
尽管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云南的统治民族，但是汉文化对云南、对白族的影响依然不断。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大理与宋王朝相与使传往来。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可见，即便在大理国白族居统治地位时，汉文化始终对白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有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也为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部南征，攻取大理国都城(今大理市)。第二年，忽必烈还朝，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云南各部。经两年多征战，“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24]兀良合台还镇大理。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至元十一年，正式建立云南行省，以中庆路(今昆明市)为省会。同时封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管，委之以大理地区的行政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