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大力经营云南，在滇池地区设置南宁州都督府，在洱海地区设置姚州都督府。为巩固统治，每年都派遣士卒前来戍守，仅姚州都督府每年至少有五百士卒从内地调来这儿镇守[12]。有的士卒便在云
南落籍不归。还有不少内地汉人因不堪忍受官僚地主的残酷欺压与无度剥削，逃到云南谋生。仅在祥云一带，就有从剑南(今四川)等地逃来的难民二千余户[13]。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部落、酋邦林立。较大的酋邦有六个，称为“六诏”。蒙舍诏(在今云南省巍山县)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这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靖边寇的愿望。为嘉奖南诏王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并给他的四个儿子加官晋爵。
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唐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主要内容。洱海地区的统一使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利用滇东爨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并导致天宝战争。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因此，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吐蕃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也日渐深入。但是，云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文化已在云南扎下了根。天宝战争后，汉文化不因唐王朝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而对云南的影响有所减弱。天宝战争中唐军数十万人不可能全部战死，当有许多士卒留在洱海地区从事生产劳动。直到今天，征讨南诏的李宓将军不仅没有成为白族的“敌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反而成了白族共同崇奉的“本主”，立将军庙年年祭祀，时时顶礼膜拜。对这个奇异现象的解释有多种。我们的解释是：天宝战争后，流落到洱海地区的李宓将军的士卒对自己统帅的追忆、对故土的思念，是李宓将军从洱海人的敌人变为洱海人的神灵的重要原因；而中原的汉文化在洱海地区的深远影响是李宓将军被崇奉的根本原因。对李宓将军的崇奉实质是对汉文化的认同。
不可否认，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南诏文化也或多或少地染上吐蕃文化的色彩。今天我们在剑川县石宝山石窟所看到的南诏服饰不无吐蕃文化的影响。
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南诏不堪忍受吐蕃的赋税与兵役[14]。实质是南诏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自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洱海地区就是中国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洱海地区，汉文化不断在洱海地区传播。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与唐朝争战不休，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南诏攻占嶲州(今四川省西昌)，俘虏了许多士卒与民众，所谓“兵士尽虏”，“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15]。在这次战争中还俘虏了唐朝西泸县令郑回。俘虏到南诏的汉人对南诏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郑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郑回被虏到南诏后，被南诏王阁罗凤任命为王室子弟的教师，有权鞭笞身为王子王孙的学生。他教过凤伽异、异牟寻、寻梦凑祖孙三代。异牟寻是一个倾心于唐朝汉文化的南诏王。他“每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16]。对其先辈“不得已”而“叛唐”时感遗憾与难过。他即王位后，意识到依靠吐蕃的不利。郑回作为唐朝的官员，身在南诏，心向唐朝，他起草的《南诏德化碑》强调南诏“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希望有朝一日能归附中国。郑回向异牟寻进言：“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仪，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17]异牟寻称赞郑回的远见卓识，说他本人“谋内附者十余年矣”[18]。异牟寻派使臣携“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盒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19]南诏向唐朝表示归附臣属的诚心及方式，完全是典型的传统的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