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和地方官的共同努力下，明代云南的儒学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首先从设学范围看，由元代滇池、洱海区域向明代各府州县乡村寨发展，遍布除滇东北、澜沧江以外的云南大部分地区；从设学级别看，元代只有路、州级和个别县级儒学，明代已具备府州县乡村寨五级
；从设学数量看，元代云南只有中庆、临安等路级儒学8所、安宁等州级儒学3所，到明景泰时已有曲靖、元江等11所府学，晋宁、阿迷等14所州学和太和、呈贡等5所县学。到天启时府学已达15所，州学20余所和县学20余所，书院和社学也随之日益增多。其次，从入学学额看也在发展。关于学校学额，国家规定：府县40，州县以次减10。卫学学额：4卫以上军生80人，3卫以上军生60人，2卫、1卫军生40人，有司儒学军生20人。社学、书院名额无明确规定。因朝廷鼓励少数民族土官及其子弟入学读书学习汉文化，对土官子弟入学不限制学额。随着云南学校的发展，入学子弟的不断增多，原定学额已远不能满足入学子弟的需求，地方官要求增加学额的奏章屡屡不绝。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武定军民府设学，要求入学之人剧增，巡按御史刘维请求增额获准，于是到“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增云南武定府学生员廪增五名”[10]。天启六年(公元1620年)云南巡抚朱泰贞及巡抚闵洪学呼吁应在顺宁、建水、新兴、云龙、路南、罗平、富民、罗次、易门、阳宗共10处学校增加廪生[11]。云南各学生员也在廪膳生基础上，发展出增广生甚至附学生。应生员增多的要求，教师设置也在不断地增加。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增置云南姚安军民府儒学训导二员”，此外还在宾川、景东等地增设教员，以满足生员发展的需要。另外在教员的任用上到明代也发生一些变化。自汉至元，云南教育受四川人士影响甚大，从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到在四川做官的西泸县令郑回，及至元代云南诸路设学，仍是“以蜀士充教官”[12]。元代云南新兴起来的平民教育，培养了一批云南士子，著名的如王惠、王升父子、杨兴贤、杜昌海等人，他们中有的在学业有成后也踏上了教书育人之途。到明代云南士子从事教书的也在日益增多。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有一云南进士曾向吏部进言，“不闲吏事，愿为教官”，成祖知此事后说：“云南人能举进士，可嘉。就授云南学官以劝其乡人。”又如云南府人钱纯，曾任嵩明训导，孙光前中举后授宜良学谕，甚至许多人还到四川等地就教职。如云南府人傅澄曾任四川荣县教谕，这不能不反映出云南儒学教育的大发展。
除以上几点外，最能代表云南教育发展的，就是云南少数民族儒学教育的普及。儒学从孔子创立起就是有教无类，孔子言：“言忠信，行学笃教，虽蛮貊之邦行矣。”及至儒学传播到云南，无论汉族还是椎髻卉裳的少数民族也同样能受之沐化。特别自元明以来，对少数民族进行包括封建伦理道德在内的儒学教育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元初赛典赤到云南，下车之始便对僚佐说：“夷俗资性悍戾，不畏义，求所以渐靡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元明以来随着许多汉民族的涌入云南，许多城镇坝子已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区，已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各级学校中同汉族子弟一道就学。赛典赤在中庆路建学，“爨、僰亦遣子入学，诸生将百五十人。”基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落后和教育的迫切，明代云南许多地方官大声疾呼加强对滇云少数民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元江府有官吏上书言：“土官子弟、边民多愿读书，宜设学以教之。”永乐元年，楚雄府也言：“所属人民类皆蛮夷……今楚雄县所辖六里，而僰过半，近委官劝集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读书，而无师范，请立学置官训诲。”再如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临安府习峨县丞固成言：“境内夷民僰人、罗罗、百夷、普葛、和泥，其类不一，而僰人子弟多俊秀，宜建学教之。”[13]在这些地方官的倡议下，明代在云南的鹤庆、北胜、蒙化、寻甸等府州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建起了儒学，而明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在浪穹这白、彝民族聚居地。景泰元年(1450年)云南按察司提调学校姜睿言：“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各府司州县儒学，其生员多系僰人、罗罗、麽些、百夷。”[14]这些官员是当时云南民族教育的提倡者、创办者，也是当时云南少数民族汉文化教育发展的最好见证人，他们的言语道出了当时云南少数民族汉文化教育的真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