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不仅国子监规模宏大,地方官办学校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发达,明统治云南300年,云南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云南教育体系日趋
完备,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滇云士子进入中央官学国子监中读书,云南的地方官学也形式多样,有府州县学、社学、卫学、书院等形式;设学范围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受教育的人数,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受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多,教育影响力达到顶峰。
1.府州县学。府州县学是明代云南地方官学的主要形式,明代云南官学是在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洪武初,首先在元代基础上恢复了云南府儒学。据天启《滇志·学校志》载:“国朝洪武初,西平侯沐英因其旧建云南府儒学。”洪武十六年因其旧制建立临安府儒学,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重建了楚雄府儒学,此外像临安府河西县儒学“元泰定间(公元1324~1327年)建于县东北一里下村古城。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重建”。到洪武末年,元代所建的儒学大部分得以恢复。在恢复元代儒学同时,洪武朝又新设了一些府州县儒学。如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在元江府府治东北新建元江府儒学。此外洪武一朝还在云南府新设晋宁州儒学和呈贡县儒学;在大理府新设赵州、邓川州儒学和太和、云南(今祥云)、浪穹县儒学;在临安府设宁州、阿迷州儒学和通海、河西、习峨、蒙自县儒学;在楚雄府设安南州儒学;在鹤庆军民府设剑川州学,使明代在云南的设学有着较好的开端。洪武以后各朝仍奉行洪武时的文教政策。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曾对礼部臣说:“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作兴耳。”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英宗敕大理府知府刘烈曰:“国家惠养斯民,慎选郡守……设大理为云南郡尤在得人,今以尔廉平公正,命长郡治,必使一郡之民,衣冠充足,礼教兴行。”明代帝王尊儒重教,无疑也影响了在职的各地方官,在云南尤其得到云南总兵官沐氏家族的推崇。如黔国公沐琮不仅自己“于武经阳符奇门诸书、阴阳卜巫星命之术多所涉猎”,而且“每朔望谒孔子庙,必使诸生执经解,有举乡试者,必设宴以示优奖”[1]。各地方官从实情出发力倡建学,确实为云南学校的发展办了许多实事。
在帝王和地方官的共同敦促下,洪武以后云南设学不断。永乐朝新设了姚安府儒学,云南府昆阳州、楚雄府镇南州州级儒学及鹤庆府顺州文庙。正统朝设了北胜州儒学,景泰在州学基础上新设蒙化府学。成化时在楚雄府设定边县儒学。弘治时除设广西府儒学外,还在云南府设昆明、宜良、呈贡县儒学;在大理府设宾川州学;在楚雄府设楚雄县学。正德朝设了寻甸府学。嘉靖一朝所设学校又有所增多,在云南府设禄丰县学;在永昌府设了腾越州学和保山县学;在楚雄府新设广通、定远县学;曲靖府设沾益、马龙州学;澄江府设了路南州学和江川县学,姚安府设了大姚县学。继此后隆庆时又增设了武定府学及云南府三泊县学,还有澄江府的新兴州学。经过万历时的设学高潮,景东卫学改为景东府学,并新设顺宁府学;云南府罗次、易门县学;大理府云龙州学、临安府建水州学和新平县文庙;曲靖府有罗平州学;澄江府有阳宗县文庙及顺宁府有云州文庙。另在黑盐井、琅盐井、白盐井也建起了儒学。据天启《滇志》所载明代云南建有府学16所、州学23所、县学18所及顺州、云州、元谋3处文庙。此外虽天启《滇志》未载,据道光《云南通志》转载《古今图书集成》还在陆凉州及河阳县设有儒学。
2.社学、卫学。社学是古代在乡镇设立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据《续文献通考》载:“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有关云南社学的情况直至成化年间才有明确记载。“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定边知县冯源广建立定边社学”[2],到嘉靖年间云南各地建社学者尤多,在云南府、姚安府、腾越州、弥勒州、罗次县、归化县、阳宗县等府州县乡镇都建起了社学。经万历朝的增建,明代在云南所设社学达160处之多。这些社学设在村寨的也很多,如永昌府社学。原都在城内,“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兵备副使韩廷伟又于老姚、施甸、阿思郎、木瓜郎四寨各设社学”。这表明儒学已在乡村中日益普及。明代在全国设13布政使司,管理各地的民政、财政、军事、司法。但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又派驻大量军队,实行卫所制度以加强控制。明代在云南设20卫、3御、18所,分布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英宗正统年间诏令军卫设学,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云南景东卫经历司知司强寿上奏:“请设云南景东卫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一员。”[3]奏章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云南设立了这第一所卫学。正德十二年(公元1519年),依黔国公沐崑之请求,设立云南平夷卫儒学,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5年)建立了陆凉卫儒学。可见随着明代云南各级行政机构的健全,云南官学体系也随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