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夷文化的交融——霍承嗣壁画墓
两晋时期，朱提地区的银铜冶造业虽已衰落，但社会经济仍在向前发展。汉族大姓逐渐“夷化”，汉夷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除上述记载外，昭通东晋霍承嗣壁画墓就是这
一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霍承嗣壁画墓位于昭通城东北20里后海子附近，发现于1963年。封土高20米，纵29米，横24米。墓室在当中，由砂石叠砌而成。该室平面呈四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坐北朝南，顶呈覆斗形。墓室内四壁绘有彩色壁画，分画人物及鸟兽。北壁正中为墓主人坐像，戴平底小冠，穿右衽长袍，右手执尘尾，左立一旄节，右有仪仗架，立曲枘华盖、旄幢、幡、团扇等。上有墨书铭文八行，记墓主家世、官职及死后由蜀郡改葬朱提的经过。字体与晋人写经卷由隶书过渡到楷书的笔意相类。西壁所绘人物披毡赤足，发结突出一角于顶[21]。方国瑜先生《晋霍承嗣墓室壁画概说》称其画工技巧不佳，古朴粗略，并考证霍承嗣即大姓霍彪。壁画中披毡赤足者与近代凉山彝族服饰相同，突出如角的发结即彝俗所谓“天菩萨”髻[22]，这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大姓领有“夷汉部曲”中夷部曲的形象。在屯田生产中，大姓和部曲间包含着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这是一个进步的社会经济因素。壁画中西壁人物的披毡有花纹和染色，表明朱提地区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3.儒学继续发展与大小爨碑
益州和朱提设学后，随着文教的传授和濡染，到晋代，云南仕进实行了察举制度。《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宁州“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四姓即南中大姓，有“四姓五子”之说，表明云南的儒学传播又有所发展，大小爨碑就是这一文化发展的代表。
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在今陆良县东南15公里之薛官堡(旧贞元堡)斗阁寺。碑高3.38米，广1.46米，厚0.25米，碑文共24行，行45字。碑阴题名各分左右，共三层，上层15行，中层17行，下层16行，每行3～10字不等。碑额上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下部有穿，其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三足金乌，月中有蟾蜍。碑名及碑文均正书。该碑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记刘宋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大姓爨龙颜家族的事迹。小爨碑即“爨宝子碑”，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曲靖杨旗田，咸丰年间移至城内武侯祠，今存曲靖一中，碑高1.83米，广0.68米，厚0.21米，碑文13行，行30字。碑额15字，碑尾有题名13行，行4字。该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记晋建宁太守爨宝子事迹。两碑均享誉海内，为爨氏独霸南中时期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料，诸家题跋较多。
大小爨碑无论从碑制、辞章、音韵等方面，都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平建友《爨文化论丛》称：“两爨碑是典型的汉文化。从两爨碑形制看，一如中原汉碑，俱作长方形，有额，呈半圆形”；大爨碑额上有青龙、白虎、朱雀等图案，额下有穿，穿左右刻日月，“与中原汉碑有异地同工之妙”，“两爨碑文体言，为汉晋正传，铭文是典型的汉人墓志铭文，……铭文序中骈散结合，骈句为四六句，铭辞俱为四字韵文。铭文中用了大量典故，俱见经史子集”。爨龙颜和爨宝子均举秀才而入仕途，“尤其爨龙颜是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样板”。此外，两爨碑中职官题名与中原官制相同，其书法是汉字由隶变楷的过渡性作品，是研究汉字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铭文中用了大量与魏碑字同的异体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风格特点[23]。当前，一般将两爨碑所反映的文化称为爨文化。我们认为，爨文化是夷汉文化冲突和交融的结果，爨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实际上是汉晋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即朱提文化的“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