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孕育期
朱提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当交通孔道,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
往云南的必经之地。还在秦汉开“西南夷”以前,朱提地区就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
1982年11月,在昭通城北约15公里处的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此化石有接近于猿人的特征,又具有接近于现代人的进步特征。但其性质总的较晚期智人——新人具明显的原始性,似乎接近于早期智人——古人,被命名为“昭通人”。昭通人上承较早的元谋猿人,下接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增强了云南地区人类发展的连续性[1]。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今天的昭鲁坝子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初始的人类文化。
滇东北的新石器文化也自成一种类型,目前发现遗址多处,以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为代表。闸心场遗址位于昭通城北12公里处,出土石器4件,其中梯形和长条形石锛各一件,残斧一件,扁圆形石器一件,磨制极精,为它处所未见。出土陶片三百多块,以泥制橙黄陶为主,泥制灰陶次之。陶器有两件完整,一为平底侈口罐,一为单耳细颈小瓶。纹饰简单,有平行划纹、圆点纹和粗弦纹,施于器物口沿或肩部[2]。鲁甸马厂遗址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出土梯形、长条形有段石锛及新月形、长条形石刀,其中的有段石锛非常罕见。出土陶片五百余件,以泥质灰陶居多,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极少。陶器有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共9件,手制,但造型圆整,似已使用转盘。另有三件灰胎黑陶打磨极光,为它处所无[3]。
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以单耳细颈小瓶和有段石锛为主要特征。方国瑜先生认为其石器“与滇池、雅安所见相似。……年代应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4]。阚勇先生认为该文化的主人应与战国初年沿岷江迁入滇东北的僰人有关[5]。李昆声先生认为其磨制极精的黑陶器似与著名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6]。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认为,马厂遗址出土的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的葫芦勺全同”。可见,滇东北新石器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中原、巴蜀、滇池、夜郎等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春秋初期,蜀族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蜀国,它和公元前8世纪末叶巴族在川东建立的巴国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该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包括整个朱提地区。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载:最早的蜀王杜宇生在朱提,其妻梁氏女利也是朱提人,这表明朱提地区早在春秋初期就与川西平原发生了联系。到保子帝时(杜宇后三世),攻青衣,雄长僚僰,更将其纳入了蜀国的统治范围,促进了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则朱提已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又据最新方法发现,商代武丁王妻妇好墓的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某地,“证明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7]。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考虑,这个“某地”极可能指后来云南开采时间最长的东川铜矿(即朱提郡属的堂狼)。另外,公元前4世纪以前开通“蜀身毒道”后,商人往返于途,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给朱提地区带来了各种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