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闻名全国的朱提银
《汉书·地理志》朱提县颜师古注云：“山出银”，则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王莽时改革币制，发行“银货二品”，据同书《食货志》载：此“银货二品”即“朱
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可见当时朱提地区银的产量一定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其质量也驰名全国，广为流布。后来“朱提”一词直接成为高质量白银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朱提银直到近代还有发现，据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著录，1935年昭通刘家包包“梁堆”墓出土银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上刻铭文一行：“□年重五十斤。”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方形，已裂成3块，上5字惟“提”、“银”2字依稀可辨。据推测，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直到清初产银仍为全国之冠的鲁甸县乐马厂，其矿石一般含银24/10000，最好的达94/10000[17]。要从这不到1%的含量中提炼出精银，决不是一般的技术水平所能办到的。到三国时，朱提银的开采和冶炼虽呈衰势，但威名尚存。诸葛亮《汉嘉金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可见其时仍将朱提银和汉嘉金相提并论。
除铸造银币外，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又利用自己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钱币。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全同[18]。
4.儒学传播和孟孝琚碑
朱提地区交通沿线的大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地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南中大姓”。在大姓的产生过程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家，应该说，他们推动了本地区儒学文化的发展。
朱提地区的儒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巴蜀的影响。《汉书·文翁传》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5年前后)，蜀守文翁派人到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开地方郡国设儒学的先例，推动了巴蜀地区儒学的发展。时川南的犍为郡很快成为儒学水平较高的地区，子弟多以儒学致用，并有位列三公者，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
朱提地区因位于犍为南部，也是一个设学的重点，相对于当时的云南来说，其儒学水平远在滇池、益州之上，著名的孟孝琚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在昭通城东十里之白泥井出土，为现存云南最早的碑刻。碑身上截已缺，年号无征。高1.27米，广0.99米，文15行，行15字，隶书。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此碑出土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前人多作题跋，方国瑜先生《孟孝琚碑概说》考证为东汉和帝年间之物[19]。碑主孟孝琚(名广宗)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4代前由蜀郡严道县迁居朱提，“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改名为
，字教琚，闵其敦仁”。汉时通一经者即为“博士”，孝琚受韩诗，通孝经，其汉文化当有一定的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