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龙文化向周邻的辐射

　　龙崇拜这一文化现象在诸夏中一经形成，即不断地向外传播，大凌河和辽河流域龙崇拜遗物的发现即可视为龙文化向北传播的一个例证；同样地，黄梅石龙的出现亦应与龙文化的南传密切相关。黄梅石龙与濮阳蚌龙在形貌上是非常接近

　　诸夏与诸羌早期杂居共处，活动于我国的西北高原地区，所以古代典籍中每有“禹生于西羌”之说^［10］。《诗·商颂·殷武》有诗言：“昔有成汤，自彼抵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看来，至少从商代开始，中原文化就应该对羌族已有所影响了。应该指出，自夏至商，中原的龙文化已很兴盛，但在诸羌中，还无法看到有关龙文化的痕迹。如，青海卡约文化中发现的陶器纹饰种类不少，有云雷纹、鱼纹、蛙纹等多种，却没有龙纹的装饰，很多瓶、罐、壶等陶器的造型，有多种禽兽虫鱼的形状，独无类似龙的造型者^［11］。卡约文化为周初活动于河、湟之间羌人一支系的遗存，说明那个时代河、湟间的羌人，尚无夏文化中龙的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秦日益强盛，羌人被迫离开青、甘高原向西、向南的山岳间流徙，在迁徙过程中，与诸夏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逐渐形成了龙的意识与崇龙思想。我们可以从诸羌“文化行囊”中的《九隆神话》看到，它本来是诸羌原始的“感生”型神话，后逐渐演变为“龙”神话的发展，是在诸羌南徙的漫长岁月中完成的。大致到秦汉时代，诸羌龙文化就已相当兴盛了，史籍称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12］。既是对哀牢夷，也是对诸羌文化中龙崇拜现象的真实写照。   

　　诸羌的南徙，是沿着岷山山脉以西的山道行进的，在越过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后，到达了金沙江流域。其“文化行囊”中的借自诸夏的龙文化，又在这一地区生根开花。具有洱海区域文化特色《九隆神话》就是在洱海区域农耕文化中的“水神”与诸羌文化中的“龙”结合后形成的。《九隆神话》见录于《华阳国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录自2世纪成书的应邵《风俗通》(今本《风俗通》已佚其文)。说明，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社会意识中，就已有了崇龙思
想^［13］。   

　　在东南地区，百越族崇龙思想亦相当浓厚。《史记·越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之祀。”夏后氏崇龙，百越族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淮南子·泰族篇》许慎注：“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也。”《汉书·地理传》应邵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说苑·奉使篇》说，越人“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剪发文身，烂冉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明百越族自认为是龙的后代，文身像龙子，即可得龙神护佑。古代百越族分布甚广，遍及华南两广地区。百越族中有的曾立国称王，如南越、闽越等。他们有的后来与汉族融合，有的发展为其他少数民族，如南方的壮族、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水族等。   

　　在北方地区，匈奴人对龙的崇奉也频见于史书。《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后氏崇龙，作为夏后氏苗裔的匈奴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匈奴列传》说：（匈奴酋长于）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引》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龙神。”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在龙祠祭祀时，兼祀汉帝。   

　　在古代新疆的焉耆，生活着一种成为“龙部落”或“龙家”的部族。《魏书·焉耆传》载：“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元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原来，焉耆王室都姓龙，故当其国臣民随诸王迁徙内地，因以被称为龙部落或龙家。他们在安史之乱后，散落于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伊(今新疆哈密)诸州，各有首领。后归伏于唐，归沙州归义军政权所辖^［14］。   

　　今天，在我国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尚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崇奉龙的意识，如壮族、彝族、白族、哈尼族、苗族、瑶族、黎族、仫佬族、京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高山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藏族、锡伯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羌族、拉祜族等等，占了中国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