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龙文化的形成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常可看到有关诸夏崇龙的记载。诸夏之近世祖先是鲧和禹。《说文》云：“鲧，鱼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鲧曾“化为黄熊”。《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
藏·启筮篇》云：“鲧死，三岁不腐
；剖之，化为黄龙。”鲧，称为崇伯鲧，是嵩山地区族团首领，其祖神是鱼龙与熊龙。大禹之母是修己，“修己”的意思就是一条长蛇。《列子·黄帝篇》称夏后氏为“蛇身人面”，大概就是以鲧曾“化为黄龙”这一说法为依据的。《竹书纪年》、《山海经》都说大禹治水时，江中有“黄龙负舟”，说明大禹之得天下是有龙相助的。《尚书·大传》载夏禹在受禅时“八风遁通，庆云从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龙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意思是说夏代的元祖禹，在受禅于虞舜之位时，以“蟠龙”为首的部族，都无不踊跃，以拥戴夏禹。《史记·封禅书》又云：“夏德木德，青龙至于郊。”更说明夏以“青龙”为瑞，以标示其德。根据文献记载，我们还可知道，夏代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图案，也常刻画龙的形状。《礼记·明堂位》就载夏后氏用龙勺为食，以二龙相交的图案来象征其王权。说明夏代崇龙思想是很浓厚的，且极为盛行。“龙”何以成为王权的象征，这可能与“龙”字本身的原始意义有关。《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传》：“龙，宠也。”《郑笺》：“‘为龙为光’言天子恩泽光耀被及己也。”龙和宠是同源词。由是可证，龙的原始含义是“伟大而光荣”［1］。
诸夏民族将夏禹尊奉为他们诸部族的共同元祖，而且将夏禹“神圣”化为龙。虽然《列子》、《竹书纪年》、《山海经》、《尚书》、《易经》等多出自春秋、战国之际，有的甚至更晚，难免神话历史化或历史神话化之嫌，但它至少可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夏部族的崇龙意识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崇龙意识又与对夏禹的崇拜密不可分。况且《山海经》、《易经》等文献的萌芽期还是相当早的。
关于龙的文字记载在《山海经》中是相当多的，如书中所记有龙神的山就有335座［2］。《易经》里的龙神也是俯拾皆是。《山海经》，按西汉刘歆以来的正统说法，都认为是大禹、伯益所
记［3］。最初见于记录大概已迟至战国时代。而《易经》的萌芽期可能早至殷商时代。也就是说，我国有关龙的文字记载大概距今约3000年。
如所周知，禹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龙崇拜在诸夏中的形成当为时更早。
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于河南濮阳市西南西水坡，发现1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内有用蚌壳摆成的三组蚌龙图案。第一组是墓葬(编号M45)，墓主人居中，头南脚北，东西两边分别埋有用蚌壳摆成的龙形图和虎形图。第二组为龙、虎、鹿。第三组为奔虎和人骑龙。龙虎图案所用蚌壳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真体形象栩栩如生。此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其年代距今大约有6000多年，早于传说中的皇帝与颛顼时代，故濮阳蚌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4］。
在年代上比之更早的龙在近年又有新发现，如1994年6月至1995年5月于辽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原始社会聚落遗址中发现的巨型龙形堆塑。该龙形堆塑系用红褐色大小不等的石块堆砌而成。龙头、龙身石块堆摆厚而密，而尾部石块则较轻松，给人以巨龙腾飞之感。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其时代距今约有7000或8000多年。年代比之晚一些的与龙有关的文物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的大凌河和辽河流域都有发现，其时代一般都在7000多年前至3000多年前之间。著名者有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发现的刻有龙纹的陶尊以及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型玉龙(距今约5000年)和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龙形纹饰的陶器(距今约3400年)［5］。
1993年底在湖北黄梅还发现了一条5000多年前用河卵石塑成的龙。龙头形为牛头并作冠状，龙口大张，长舌吐出并向上卷至头部；腹下两足为爪状；龙身呈波浪形；尾上卷。龙背上有一不规则状鳍［6］。
此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中发现有螭龙图案，内蒙古赤峰下家店下层文化中有龙形纹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出土有彩绘龙纹陶盘，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有龙首人玉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濮阳蚌龙以未加工的天然蚌壳为原材料，采用仰、俯、叠、压等技法摆塑而成，与我国传说中的龙的形貌基本一致：马头、鹿角、蛇身、鹰爪、鱼尾［7］。肢体、爪部清晰，形象分明，神态生动，摇首摆尾，其造型和商周青铜器、汉唐古器物上的龙的造型一脉相传，与宋墓出土的青龙图案极为神似，基本具备中国龙的外貌特征，是中国后世龙造型的鼻祖。黄梅卵石龙与濮阳蚌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仅有头部略有差别。而红山文化中的龙图像则明显与之有别，它们独具特点，自成体系：最初的龙为滚圆、修长的身躯，呈蛇形。后来演变为猪头蛇身，双耳高耸，獠牙突出，身体蜷曲如环，开口很小。然后是头部、双耳变小，身体渐细，开口增大。最后演变为吻部细长前伸，双耳隐去，身形细长如蛇，眼睛由圆形环目变为梭形细长目，猪的特征逐步消失，而越来越具龙的形象［8］。这种差异的存在，使我们不难看出，以濮阳蚌龙和黄梅石龙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龙图像与中国传统龙的形象更为接近，当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龙有直接的渊源继承关系。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东北龙与中原龙在造型上差异不小，但并不妨碍它们证明同样一个事实——早在炎黄时代之前，东北地区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都有过崇拜龙的信仰，显示出中华民族各地文化差异性与一致性的共存。
遗憾的是，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比濮阳蚌龙年代更早的龙。濮阳蚌龙的塑造已相当成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原始社会时期与商周以后龙的形貌最接近的龙，是原始社会时期最成熟、形象最逼真的龙，表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推而论之，在此之前，中原地区龙崇拜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造像的演变，也必然要经历类似于东北红山文化龙崇拜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形态亦应是蛇［9］。所以我认为，龙崇拜的最初形成地还应该是中原而非大凌河和辽河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