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在继承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少数民族科学的现代生态文化观。

　　从一般意义上说，科学的现代生态观必然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观，也即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观。科学的生态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的自然观。日本学者岩佐茂提出：“在自然观上应该重视的是，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作人为生产而利用支配的对象、素材的片面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得到展开、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继承的那种辩证自然观。”所谓辩证的自然观，就意味着要充分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复合性、关联性与共生性，在此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性、互利性以及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性。 

　　虽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也即包含着许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传统的自然生态观毕竟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经验性的前科学时代的自然观，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全面、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为此，少数民族的传统自然生态观必须在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上，实现向现代的科学的自然生态观的转换，使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真正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现代发展和转换中的制度化建设，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化的构建，并不是完全继承和保留传统生态文明的制度层面就可实现的，而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实现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的超越和转换。即是说，从内容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有关制度和习俗毕竟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的反映，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也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与现代人们对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关系的认识相比，与现代情况下人们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艰巨性、严重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相比较，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制度化层面的内容都是远远满足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因此必须在继承传统生态文化制度层面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实现对传统制度文化内容的发展和超越。从形式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除了少数部分具有成文法典的形式外，大多是以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形式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为此，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化的制度化建设必须按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制度文化的水平和层次。 

　　第三，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化必须在物质层面上使少数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实现由传统的粗放型和数量型向现代的集约型和效益型的转变，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建立生态化、环保化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直接的因果关系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生态状况的恶化都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物质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造成的。即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粗放型的物质生产方式不仅不能带来较高的产出和收益，而且还给各少数民族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为此，必须改变少数民族传统的粗放型、低效型的物质生产方式，走一条集约型、效益型、科技型、环保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发展道路。 

　　从具体的经济发展类型来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类型仍将是农田和畜牧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畜牧业生产方式就不能实现生态化、产业化和高效化。许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承载大量增殖的人口，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现代农业由于化肥、农药的残留和工农产品的废弃物对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危害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是高效的生态农业^［10］。同样，通过科技的导入和饲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畜牧业也完全可以发展成为现代的高效化、生态化的畜牧业。而这些，都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转换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展和变革。 

　　从农业来说，我国各地对发展生态农业都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些具有推广应用意义的发展类型和模式。众多的事例和实践证明，通过发展集约型的高效绿色生态农业，不仅可以产出较大的经济成效，而且可以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思路和做法，对于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参考意义。 

　　从畜牧业来说，建设高效的生态型畜牧业同样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建设生态型畜牧业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草场的保护和建设与牲畜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解决好当前十分严重的草场超载问题，从而既维护和保持好草场所具有的巨大生态功能和价值，同时又发挥出草场应有的经济价值。为此，必须改变现有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建立起集约化经营的畜牧业生产体系，包括稳定的饲料供应保障体系、牲畜繁育体系、家畜管理及舍饲化生产体系、草地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推进草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饲草料加工产业，实现饲料生产的产业化和绿色畜产品精细加工产业化。这样的畜牧业发展道路实现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和概括出来的“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思路。所有这些，都预示和展示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里，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将获得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并因之而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和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

　　注释：

　　［1］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第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2］任永堂：《生态文化：现代文化的最佳模式》，《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

　　［3］《山茶》1998年第6期。

　　［4］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第24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

　　［5］李德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第8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7］吴应辉：《基诺乡生态保护与农民利益调查》，第135页，《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增刊。

　　［8］尹绍亭：《基诺族传统刀耕火种生态文化的变迁》，第16页，《民族团结》1987年第9期。

　　［9］何耀华：《关于促进山区民族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问题》；何耀华主编：《山区民族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第21～22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

　　［10］路明：《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11版。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