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天人之道的演进和指归

　　20世纪已经日落西山，新世纪的晨曦正在照临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虽然这只是一种自然时序的交替和演进，然而人们却赋予了它太多太多的社会历史意蕴——正所谓流水无意，落花含情，一种挥之不去的

　　20世纪是什么，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问题，但是一经深入地探究起来，这又变成了一个极其艰深复杂的难题。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来看，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世纪。然而从我们生存其间的地球生态环境演变状况来看，20世纪无疑又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和痛惜的世纪。为此，一些学者把20世纪称做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1］。  

　　生态和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了人类的活动，就谈不上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一个原生态的、没有人类活动参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不存在或无所谓生态与环境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和作用时，才会产生和出现生态与环境问题。

　　那么是否有人类活动就一定会存在生态问题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第一，从广泛的和绝对的意义上来说，只要有人类活动存在，就必然产生生态和环境问题。第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我们现代所谓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又主要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危及到自然生态的自我平衡能力及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时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的活动不对自然生态的自我平衡能力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条件产生显著的、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或威胁，那么就不能说是产生了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也即是说，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第三，根据前述理由，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生态和环境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并为此而采取正确切实有效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生态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态观或生态文化的问题。 

　　生态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经常提及和讨论的一个名词和问题。然而关于什么是生态文化，人们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任永堂先生在《生态文化：现代文化的最佳模式》一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考察人类文化史，那么人类文化可以划分为历时态的三种类型：1.自然中心为核心的‘原始文化’；2.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文化’；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为核心的‘生态文化’。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依次出现和规律性展开的。”^［2］关于生态文化的概念和含义，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永堂 先生的上述概括和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生态文化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行为模式的话，那么，生态文化尤其是广义的生态文化就并不是或并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的文化类型，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广泛、普遍的文化学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包含并用以解释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所有阶段、所有类型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模式。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文化，从本质来说，都不过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某种推演和表现，都属于生态文化的基本范畴。

　　从具体情况来看，世界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生态文化无论就其表现形态还是内在意蕴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的，或者是不尽相同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了在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各民族生态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正因为如此，科学地研究和分析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生态文化不仅是正确地认识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探寻生态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寻求科学的生态文化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特质、类型与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进程孕育出了中国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文化。一般来说，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域的辽阔性、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各民族生态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也是各不相同或不尽相同的。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生态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且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生态环境政策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