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农耕型生态文化形态中，刀耕火种农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大，由此，刀耕火种农业也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粗放的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落后生产方式。事实是否完全如此呢?尹绍亭先生在对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方
式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后指出，刀耕火种是一种“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6］。刀耕火种农业的良性发展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平衡和良性循环为前提的，也即是说，只要能够保持刀耕火种地区森林系统的动态平衡，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就不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大的影响和破坏，否则的话，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就会由于森林系统的失衡而崩溃。为此，就必须维持森林系统与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机制。而这种机制就是基诺族、布朗族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所总结出的轮歇耕作制和森林防火制，也就是砍伐烧荒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轮歇耕作林地内)，不准任意扩大，对于关系到生态系统良性运行的山箐水源林、山梁隔火林、村寨防风防火林、寨种林、坟林等则进行严格的保护，严禁砍伐。正因这样，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带来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而是与之保持着一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关系。
刀耕火种如此，其他农耕文化形态也莫不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少数民族农业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基本上维持着一种良性循环关系。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农耕型生态文化也成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国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代表和体现。
畜牧型生态文化同样是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类型。传统的畜牧型生态文化建立在天然草场的基础上，只要天然草场不因各种自然原因(旱灾、雪灾)而受到影响，畜牧型生产方式就能够得以维持和延续。既然畜牧型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具有如此严重的依赖性，那么，畜牧生产活动对草场自然生态平衡是否具有负面影响呢?如果有，又如何进行控制和调适呢?毫无疑问，任何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畜牧活动也不例外，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调适方式。对于这一问题，传统的畜牧生产是通过调整畜群数量、结构和转场(游牧)的方式来解决的。因此，传统的畜牧业实际上也就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游牧是传统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一种最好的适应和利用方式，而蒙古包、毡房等都是游牧生态文化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内容。
以上简要的概述和分析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少数民族所居住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是某种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和作用的产物与结果，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又是通过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和改变来进行的。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创造性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种特定的民族生态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是一种能够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之间协调发展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发展：
科学的现代生态文化的构建之路
如果说，前面关于中国少数生态文化的类型分析和研究所观照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文化的话，这里，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世纪之初的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实状况如何呢?在现在的形势和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于中国的西部。根据《瞭望》周刊2000年第19期所公布的调查资料，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森林覆盖率低。西部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很低。青海省的森林覆盖率只有3.1％，其中乔木覆盖率仅为0.41％，大大低于全国13％的平均水平。
水土流失面积扩大。青海省因水蚀、风蚀和冻融等原因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3．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6％，水土流失面积仍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全省每年输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泥沙量在1亿吨以上。
土地沙化形势严峻。青海省内沙漠化面积已达1.88亿亩，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23.63％，另有潜在沙漠化土地面积1470万亩。内蒙古土地总面积17.7亿亩，其中山区、沙区占总面积的2／3，境内分布有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沙漠化和潜在沙漠化土地5．4亿亩。草场退化面积逐年增加。青海全省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达1．1亿亩，占省内草地总面积的20％；严重退化草地面积为6600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12．2％。内蒙古沙化退化草原面积5.4亿亩，沙化、退化面积还以每年1000多万亩的速度扩展。
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在中国广阔的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草场退化、林木减少、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和趋势。而其中尤其以林草植被减少所导致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最为典型，也最为触目惊心。
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危机呢?
虽然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考察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能够自我调适、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生态文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所存在着的某些缺陷。
第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物质生产方式中也存在对自然生态环境采取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式开发的传统和习惯，这种情况以流动性较强的游牧民族和游耕民族表现最为突出。
第二，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类型和生态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规模下的，在这种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动规模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脆弱平衡，一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规模超过了这种层次和水平，这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必然要被打破，生态危机的出现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在上述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特性的两个因素中，第二种因素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经济规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拓展的情况下，如果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没有科学的现代生态观的指导及在这种生态观指导下建立起高效的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态文化必将走向崩溃。这就是目前西部生态危机出现的一个基本的成因。关于这一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山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基诺山地区的基诺族长期以来沿用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尽管以砍伐森林进行烧荒作为耕作的前提和条件，但由于历史上这种砍伐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既满足了基诺族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没有造成大的生态灾难。然而，这种情况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吴应辉先生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基诺山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灾害增多、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等方面。从森林覆盖率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诺山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则下降了40％左右［7］。吴应辉先生在调查中看到，基诺山上光岭秃山随处可见，极目远眺，群山绿色之中，常常“疤痕”连片。造成森林急剧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人们为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大规模刀耕火种活动。吴应辉先生的调查表明，1949年后基诺山的大规模毁林开荒活动包括3个高峰时期，即60年代初期、末期和7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减产，饿怕了的人们便拼命毁林开荒种粮，在1959年轮歇地即突破2万亩大关，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连续以每年三四千亩的速度递增，到1963年达到了31112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和1970年，轮歇地面积增加到了32793亩。在70年代末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政府的鼓励下，农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更为高涨，轮歇地面积也从1976年的23650亩突增到1979年的33474亩，净增9824亩［8］。而所谓轮歇地的增加，是以森林的砍伐为代价实现的。
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面临的危机不独在基诺山和基诺族中如此，在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都是触目惊心的。早在数年前，著名民族学家何耀华先生在考察山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情况时，就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面临的危机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困境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何耀华先生写道：“水土不断流失，森林不断消失，山体不断滑坡，山地地力不断下降，正使山区各族人民陷于生存的困境。自然的财富是否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在于人们有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并能以之约束自己的行为。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时代，大自然以人类的相对贫困为代价保持着自己的平衡状态。但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浪潮冲破了一切传统的堤防。乱砍滥伐森林和过量采伐森林被作为一种‘靠山吃山’而致富的手段。但很少有人想到，人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富足’毕竟不会长久，而永久受穷的厄运难免要降临。”［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