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综上所述，北方长城地带位于太行山东侧鼎文化区、太行山西侧鬲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的交界地带，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古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辽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已走在中原的前列，这就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
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的有力证明”［35］。源于前红山文化的“龙”(玉龙)与源于仰韶文化的“一枝花”(蔷薇科)，两个系统文化碰撞、融合，在东亚大地上首先迸发出文明的火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进入了“古国”文明阶段。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岗一期文化和以龙鳞纹彩陶、“之”字纹筒形罐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汇合、重组，在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像老虎山文化那种尖底腹斝—斝式鬲等许多新文化因素。“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枝文明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格局形成。
北方长城地带又位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受地理环境制约的北方古文化的兴衰和发展，与气候的冷暖变化规律比较一致。在适宜农业发展的暖湿期后，至西周小冰期来临前，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发展，并从西向东逐渐推进。在原来适宜农业发展的鄂尔多斯地区，畜牧业经济首先在原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影响了整个长城地带经济形态的变化。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导致了人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俗、文化素质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态环境，导致了不同文化的出现，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出现了与中原农业民族(华夏诸族)相异的北方民族。
北方民族畜牧业经济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进入了以骑马术为标志的半游牧和游牧阶段，从而也出现了以骑射见长的“武士”。从此，北方民族开始走向更广阔的草地，与欧亚草原上同时兴起的其他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吸收了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使自己更加强大。
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起来之后，也积极参与中原列国之争，有联合、有战争，与中原列国有着极复杂的关系。当秦汉统一中原时，也促使匈奴内部凝聚力加强，汉匈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汉匈间时战、时和，无论哪种形式，都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中不难看出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之碰撞、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这种双方的文化交互碰撞，不断地构造新质文化，为中华文化不断地输入新生力量与新鲜血液，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构造作用”［36］。
注释：
［1］［3］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8］［35］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
1995年3月19日。
［6］［7］郭大顺：《辽西古文化的新认识》，《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9］［15］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
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10］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全球变化与我国未来的生存环境》，气象出版社，1996年。
［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岱海地区考察队：《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2期。
［13］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4］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6］［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2000年。
［18］同［2］，第39页。
［19］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朱延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22］同［21］，第219页。
［23］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24］郭素新：《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内蒙古文物考古》总8、9期合刊。
［25］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
［26］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27］李取生、李崇玲：《东北泥炭发育与中全新世降温事件的初步研究》，《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28］张兰生等：《中国北方季风尾闾区全新世不同时期降水变化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29］陶宗冶：《銎柄直刃式青铜短剑及相关遗存的初步分析》，《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30］朱永刚：《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銎柄式柱脊短剑》，《考古》1995年第12期。
［31］韩嘉谷：《长城地带青铜短剑的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32］李绍明等：《论“羌”与“戎”》，《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33］［34］田广金：《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
［36］《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