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从三皇五帝始，历经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努力，到秦始皇时才真正实现了中华大一统的局面，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汉承秦制。从此形成了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以少数民族

　　从考古学文化区系和后来“狄”系诸族发展、演变、组合、重组的情况看，狭义的北方历史—文化区所涵盖的地域，东起辽河一曲之处的科尔沁沙地，向西南伸延，至黄河一曲的鄂尔多斯高原。后来，由于畜牧—游牧经济的发展，北方历史—文化区所涵盖的地域，又扩及冀北、晋北、陕北、陇东和整个蒙古草原。在这一狭长地带中，历史时期修筑了两道长城。从陇东始，至陕北后分成南北两道，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线，南侧为明代长城。两道长城线于张家口靠拢，呈横“X”状分布，其间部分统称为北方长城地带。这里纬度偏高，气候变化敏感，时农时牧，又称之为农牧交错带。生活在这种特殊文化地理环境中的人们，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2］。这里先后缔造了两个文明：一是农业方国文明；二是畜牧—游牧业文明。在促进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该地区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北方长城地带，由于东、西部生态环境的差异和不同时期与周围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一历史—文化区又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亚文化区。

　　在最后冰期结束后，从公元前6千纪末～前5千纪末的适宜农业发展期间，从东至西均发生和发展了农业文化。

　　东部区西辽河流域，于公元前6千纪后半段便出现了原始农业经济，先后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因为这些文化都属于筒形罐谱系的文化，有以“血亲”^［3］为主体的发展关系，故苏秉琦先生称之为“红山诸文化”。

　　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千纪后半段)，是中国北方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兴隆洼村落内发现的石、骨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骸看，兴隆洼文化先民还处于农业开发的初始阶段，渔猎和采集可能是其主要谋生的手段。兴隆洼村落外有壕沟环绕，房址的布局南北成排、东西成行，显然是事先经过规划而兴建的。如果以一间房子代表一个家庭的话，一排房子就可能代表一个家族；那么，整个村落则应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氏族。这时至少已出现了家庭、家族和氏族的三级社会组织。

　　代表兴隆洼文化先进技术水平的，是玉器的制作。在兴隆洼、查海、白音长汗等遗址，出土玉器的数量已达几十件。兴隆洼的居民已掌握了琢磨成形、抛光、钻孔等治玉技术。玉器除个别的斧、锛等被当做工具使用外，多数是礼仪活动中的“祭器”。尤其重要的是，在查海遗址的中心部位，有一小型广场，在广场内发现一条长19.7米、宽1.8～2米的石块堆塑的龙的形象，龙“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4］。

　　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千纪后叶～4千纪前叶)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赵宝沟文化先民的聚落址，房子的布局也是成排排列，发现的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却井然有序。具有特征的大型石斧和石耜的出现，说明此时可能已脱离了那种只将谷种撒在地表上播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赵宝沟文化出现的动物纹样，已不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而是当时人们出于某种信仰崇拜而出现的“神灵”图像，有猪首蛇身、鹿形首、鸟形首等。此时出现了以“二维空间”的艺术手法所表现的画面，如猪、鹿、鸟追逐图和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划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遨游的图案^［5］。用于祭祀的人面纹石斧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礼仪制度的发展。

　　富河文化(公元前4千纪前半段)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富河文化是由北方草原狩猎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融合后发展起来的，因地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寒冷地区，其经济形态还处于狩猎、采集为主的阶段，与兴隆洼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相似。

　　红山文化(公元前4千纪初～3千纪末)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与上述的赵宝沟文化无大区别。这一时期的文化，由于先后融入了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因素，使其迅速发展起来。代表其生产发展水平的大型石耜和穿孔石刀的大量发现，说明这时可能有了深翻土地的农具和收割工具，农业有了飞跃发展。与其相适应的建筑艺术、宗教和社会形态亦有了划时代的变化。红山文化最高的建筑成就，是坛、庙、冢等建筑。如牛河梁遗址，其主体范围在50平方公里上下，坛、庙、冢的建筑规模宏大、水平甚高。以坐落在主梁顶部的女神庙为中心，庙北紧靠一人工石砌台边的大型山台，台、庙与猪头山之间有三处大冢和祭坛，形成庙台、冢坛与猪头山南北一线的格局。庙的结构，由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组成—个多室神殿址，其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对应。这种按特定思想观念设计的传统布局形式，已具备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形^［6］。庙内的女神像群雕，其规模之大，每尊像竟超过真人大小。这种写实与夸张相结合，雕塑、彩绘与镶嵌相结合的表现技法，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坛、庙、冢结合的统一布局，反映了祭祀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统一的整体，即以祖先崇拜祭祀为主。

　　牛河梁的积石冢群规模最大，一座冢、一处冢地(由若干冢组成)和一群冢地，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整个冢的封土、封石、框界、筒形器群都是为突出大墓的中心地位而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充分体现出一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坛、庙、冢的布局，反映了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犹如“祭坛”一样，已呈现出“金字塔”式的严格等级制度。政教合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色。《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礼记·祭义》又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布局，已暗示了同一布局的“社稷”的存在。

　　红山文化的精美玉器制作，以神化形象的玉龙最有代表性。如果说公元前6千纪后期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块堆塑的龙形象还具有写实性的话，发展至赵宝沟文化时，已具有龙在云端遨游的“神化”境界，至红山文化后期，龙纹已抽象化或图案化(包括彩陶龙鳞纹)。红山文化龙形象(花纹)的发展、演变一脉相承，该题材是红山文化诸多特征中具代表性的一种基本特征，是该文化“族徽”性花纹图案^［7］，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始的象征。

　　从公元前4千纪初，源于中原仰韶文化的“一枝花”，即彩陶上普遍流行的玫瑰花，与源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龙(玉器)或龙鳞纹(彩陶图案)，即“中原一枝花(华)，燕山以北的龙(龙的传人)，两个系统文化碰撞、聚变，出现了象征进入‘古国’阶段的坛、庙、冢建筑，在东亚大地上首先迸发出文明的火花”^［8］。因此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主根系中的重要一支。

　　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小河沿文化，其渊源相当复杂，既有当地赵宝沟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从该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看，陶筒形罐上的拍印线纹、敛口和直口折腹钵，以及包括葬式等，与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极其相似，这显然是受西部的影响。这种多重文化的影响，使小河沿文化的社会形态发生质变。从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发掘的77座墓葬统计，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女性墓则是纺轮和骨针等手工工具。这种男女分工明确化、男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无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同时，这时出现的夫妻合葬墓，无疑说明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至迟此时已出现了。

　　小河沿文化早期与红山文化晚期交错分布、分庭抗礼的局面，与各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文化交错林立的状况相一致。

　　《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名声显赫，恐怕不是虚构的。从仰韶时代晚期开始的各地文化林立，至龙山时代早期“城防”(石城)建筑的出现^［9］，两相比照，黄帝时代应该在公元前3千纪后段。红山文化坛、庙、冢这种具有北方文化中心地位的遗存，在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突然不见，也许与上述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争的社会背景有关，也许与当时降温的生态环境有关^［10］。

　　此后，中国北方古文化的中心，由东部的西辽河流域转移到西部的黄河一曲之处，即内蒙古中南部，此后，逐渐在此地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