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墓地具有代表性的各型陶鬲的分析，发掘者把墓地分成北区、中区和南区，在每一墓区中又分成了若干亚区(家庭茔地)。又根据对各茔区随葬的礼器及陶器彩绘花纹中具有等级概念的酷似动物面目的有“目”纹结构图案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AI型区为代表的这一家族成员，在以斧(钺)为标

　　因此，我们认为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是一处以血缘纽带、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聚落遗存。在这里为数不多的高台山类型文化人群的加入，反映了古代中国在实行郡县制以前，社会基层组织由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聚落，演变到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漫长过程中所留下的渐变痕迹。

　　西部区的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经过由式鬲-鬲谱系三袋足器的演进，使朱开沟文化三袋足器发展至鼎盛阶段。仅鬲就有多种型式，如双扳金鬲、花边鬲、蛇纹鬲、单把鬲，以及鬲的衍生器——甗、、三足瓮等。各种三袋足器的数量，包括晋南和关中地区同期文化北上的因素，在朱开沟文化各段中都占50％以上。在公元前2千纪末，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进，渗入朱开沟文化，并成为新因素，使朱开沟文化达到鼎盛阶段。其标志是，朱开沟文化第三段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如铜锥、铜针、铜耳环和铜镯等，表明青铜铸造业已有了发展。在同期的大型墓中，出现了棺、椁制度和妻、妾殉葬习俗。特别是女性和小孩为男性陪葬，早已超出了“夫权”的含义，已具备了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开始向“方国”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此地西部为甘肃地区，受干冷气候的影响^［23］，朱开沟文化在第四段以后，开始向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发展，然后由西向东展开了一场畜牧业革命。

　　从朱开沟遗址获取的生态环境演变资料^［24］，结合鄂尔多斯地区环境地理的研究成果
看^［25］，朱开沟文化从早期至晚期的生态环境，是由森林草原逐渐向草原环境演变，故在朱开沟文化晚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出现了象征畜牧业文化的标识物，如青铜短剑、铜刀和铜鍪等。朱开沟文化原有的适应农业发展的传统器物逐渐被淘汰；其主体文化因素，如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及带纽圆腹罐等属于北方鬲系统的文化则继续发展。由于干冷气候的持续发展，就连鄂尔多斯也普遍不适宜农耕，为寻找适宜发展的空间，半农半牧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晋、陕北部黄河两岸的李家崖文化的人群，应该就是朱开沟文化的人群的后裔。

　　李家崖古城^［26］依地势修筑，城墙为垒石包边，里边夯土填筑，显然是继承了老虎山文化的石城建筑技术。分析古城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马、牛、羊、狗、鹿骨骼等，可知李家崖文化的经济形态仍属于定居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李家崖文化的铜器群由三组器物组成：一是中原商式礼器和兵器；二是商式铜器和北方式铜器相结合的器物；三是典型的北方式铜器。后者数量最多，器形有铃首短剑、双环首刀、鹿首刀、三凸纽环首刀、管銎斧、銎内戈、三銎条形刀、羊首勺、蛇首匕、铜盔和靴形器等。

　　上述事实说明，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第一把青铜短剑起，到李家崖文化，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从事半农半牧经济活动的人群。经济基础的改变，导致了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的变化。他们以北方式的兵器和工具作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以农业文化传统礼器(商式礼器)维系早已开始的等级制度。从此就有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民族的分野。这就是殷墟卜辞记载的方、土方和鬼方等北方半农半牧方国。事实上，这些方国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卜辞的记载。

　　当公元前1000年前后全球小冰期来临时，长城地带西部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尚处于半农半牧阶段的人群，一部分逐渐南下，融于中原农业民族之中。这在晋南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当周初封唐叔于夏墟时，明确规定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另一部分则趁商周角逐的机会，沿今明长城一线向东发展，在京、津、唐地区留下了足迹；再沿着大小凌河北上，达西辽河流域，其标识器物是北方式青铜器及花边鬲。

五

　　西辽河流域属于太平洋季风区，虽然纬度偏高，但在降温的同时，夏季太平洋季风带南移，致使该地降水增多^［27］，与同时期西部降水变化相异^［28］。由于气候条件较好，故有东、南、西、北的文化因素交汇于此，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文化中，形成了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一改以往的农业经济形态的格局。这一变化是通过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之间的“魏营子类型”实现的。魏营子类型在继承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不仅接受了由南或西来的花边鬲系统文化影响，也接受了东来的高台山类型晚期和新乐上层文化早期的影响。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还吸收了来自北部的白金宝文化的因素，可能还有卡拉索克文化因素。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多文化层次结构的北方系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群，也表现出多元结构的特点：一是起源于辽东的曲刃剑系，包括扇形刃铜斧和齿柄铜刀等；二是起源于西部的以柄身联铸的柳叶形短剑为代表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包括铜刀和各种装饰品；三是柄身联铸的銎柄直刃剑系。关于后者有的说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系统^［29］；有的说是“卡拉索克”短剑的“支流衍派”^［30］；有的说正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固有器物^［31］，这些说法尚需继续探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容器也表现了类似情况：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自身特点的仿陶器青铜容器，如鼎、鬲、豆、联体豆和双联罐等，同时又吸收了鄂尔多斯式的动物纹装饰；有典型的周式容器，如方鼎、匜、簋、簠、瓿、匙、壶、觚等，也有少量的鄂尔多斯式铜。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吸收了各方面来的文化因素后，迅速发展起来，至西周晚期时达到了鼎盛阶段，出现了像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那样的遗存。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房址、窖穴及陶器群看，他们还过着定居的生活，农业也比较发达，但畜牧业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墓地大型墓的丧葬制度看，与其早期一样，仍按中原的礼仪制度维系自己的等级制度。

　　从畜牧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经济转化的界标，是秋马术的出现。这一转化过程，大约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完成的。

　　驯马工具的出现，标志着骑马术的开始。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头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出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两节式马衔，两端的倒刺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便于驯服。有了骑马术，才能有真正的骑士，这在战争中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北方民族开始腾飞了。

　　强大起来的北方民族，趁列国逐鹿中原之机，又回到了明长城一线，积极参与了中原的征战。《史记·匈奴列传》载：“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左传·宣公八年》说：“春，白狄及晋平；夏，合晋伐秦。”正因为白狄与晋平等，才能联合起来伐秦，以后又联合秦伐晋。文献中关于“戎”的记载，始于春秋时代，“考戎字之义，《说文》以为‘从戈从甲’；金文皆作戈形、盾形，这是军事活动之义。”^［32］与上述的北方民族强大起来、进取中原的事实相符。

　　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北方民族文化遗存，从燕山以南的冀北、京北，向西经内蒙古中南部，至陇东高原，均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根据这些地区同期成组资料的综合分析^［33］，可以看到下述情况。

　　以陇山为中心的甘肃东部、宁夏南部普遍流行竖穴偏洞墓，在墓中发现了少量的屈肢葬和二次葬；在鄂尔多斯及其以东地区，则普遍流行长方竖穴土坑墓，在北京玉皇庙等墓地中、小型土坑墓中，出现了类似“石棺”的葬具。各地都流行殉牲习俗，在鄂尔多斯及西南的黄土高原地区，各墓殉牲数量较多，其种类是马、牛、羊；由鄂尔多斯向东，殉牲墓的比例下降，殉葬马的数量逐渐减少，而殉葬狗的数量递增；在北京玉皇庙等墓地，狗成为主要的殉牲品。各地区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占半数以上，但各地的文化内涵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各种小件装饰品组成的腰带饰，在鄂尔多斯地区比较讲究；甘、宁地区各种小件装饰品除装饰在腰带上外，可能还装饰在胸、背等其他部位；北京玉皇庙等墓地中，还发现有装饰在覆面上的。在各种工具中，铜刀的数量由鄂尔多斯往东呈递减趋势，与殉牲数量成正比。各地出土的陶器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在鄂尔多斯以东地区，泥质灰陶器物数量、种类逐渐增长，显示了农业文化因素的增长。

　　鉴于上述的文化差别，在北方长城地带形成了东有山戎，西有乌氏、义渠诸戎，北边狄的分布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的大型墓中都发现了造型讲究的虎纹饰牌，说明他们都流行“尚虎”习俗，反映了这几个地区文化的亲缘关系和逐渐统一的趋势。在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中，划分不同人群的重要标志，是丧葬制度。“西戎”流行的长方竖穴偏洞墓的葬制，显然是“西戎—羌”固有的葬俗，后来因生态环境与鄂尔多斯近似，接触频繁，相互影响，促进了游牧业的发展，故从这时开始也就把陇东地区划入了北方文化圈内。而“山戎”本来就是狄系的一支，故为《史记》索隐的服虔认为山戎就是东胡。山戎的称呼在前，后来因在胡(匈奴)之东，又称东胡。

　　“狄”文化中心区域的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几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墓葬，因丧葬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差别，仍可划分出“西园类型”、“毛庆沟类型”和“桃红巴拉类型”等。

　　“西园类型”是羌系西戎人的后裔，“毛庆沟类型”是赤狄楼烦，而“桃红巴拉类型”则是白狄。由白狄发展成为匈奴的线索是清楚的，这一点我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一文^［34］中已作了详细分析。

　　这时，与鄂尔多斯高原相连的陇东地区的西戎人，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可能亦加入了匈奴联合体，从而出现了“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的局面，故秦、赵、燕各修长城以拒胡。

　　此后，秦并六国、统一中原时，匈奴首领冒顿于公元前209年在阴山建国，把北方草原地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征服和控制了草原各部族，形成了控地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游牧民族部落联盟性质的匈奴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