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就不同,牧民生活到农村后,一直不安分守己,到处发生格斗、抢劫,组织十字军东征就是给这些嗜动厌静的人寻找出路,让他们到东方去送死。恰恰是在十字军东征中,他们受到了东方财富的诱惑,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先前也是草原民族。欧洲来的草原民族后裔认识到靠武力劫掠已不可
能取得这些财富。他们看见了东方很兴盛的商业,他们垂涎那些拥有巨额金钱的商人。那些商人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冒险犯难,与牧民生活很相似,于是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那些带着浓厚草原文化的人大批发生了向商人的转型。这个商人自然不同于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商人多半是由农民转过来的,他们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农民气息,他们多是坐商,行商较少,跨省区运作的商人也为数寥寥,漂洋过海的商人更是凤毛麟角。私商自身软弱无力,又受着官商的欺凌。农业社会一直重农轻商,早在春秋时期,商鞅就提倡农本,秦始皇把商人另行编户口,动辄就发配戍边。汉朝对商人穿衣坐车都有限制,商人一直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新的社会角色。如果说商人和农民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从事的职业不同,而内心世界的差异是很少的,和农民一样,同是惰性心理原素占主导地位。许多商人还以“儒商”相标榜,就是要强化自身的农业文化内涵。
在欧洲则不同,商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在世界各地开拓市场时,他们是半商半盗,既是商又是盗,海上的海盗更是十分猖獗,海盗式的商人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那时欧洲远距离贩运的商人都带着武器,有的还带着武装,在经商的途中经常发生械斗,“商场如战场”这句话用在欧洲早期的商业领域是十分贴切的。这个现象也证明欧洲的商人是由草原民族或草原民族的后裔转型的,完全没有中国商人那种懦弱的性格。
欧洲商人因为继承了草原民族的活性心理原素,他是动态型的,他就不断地扩大市场,从这一地区扩展到另一地区,从这一洲扩展到另一洲。从前,劫掠是草原民族的内驱力,现在商人的内驱力是金钱,从抢劫财富到用金钱换取财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在商人出现以前,金钱是默默无闻的,是商人把金钱装潢得光芒四射,对人有了巨大的诱惑力,这等于给人类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劫掠是要付出牺牲的,而金钱只要付出人的体力与智力。欧洲的商人把古典商业变为现代商业,把简单商业变为复杂商业,发展出银行、公司,而且把生产与销售连接在一起,建立了大批手工工场。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现代商人的角色光辉地显露在世界舞台上。与此同时,出现了商业文化,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商业文化的精神,就是现代商人的精神,商人成了反神权的柱石。当时基督教的势力极为强大,连欧洲的一些君主都不敢与之对抗,而商人敢于对抗。商人是用金钱作武器,使教会自上而下腐败腐烂,使教会的威信扫地,这样,但丁、彼得拉克、薄迦丘起来揭露教会的黑暗,教民就能接受,甚至为之喝彩。
黑暗的中世纪,把人都改造成神的奴婢,使人的形象变得憔悴黯淡。是商人重新使人的形象变得光辉起来。从前,草原民族用武器改造世界,现在商人用金钱改造世界。意大利出现了许多美丽的城市,城市里有美轮美奂的教堂,有富丽堂皇的邸舍,有庄严雄伟的公共建筑,这些建筑的辉煌程度常使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而这些物质后面映现的是人,是伟大的人,人摆脱了奴婢的可怜相,成了世界的真正创造主。莎士比亚伸开双臂赞叹:“啊!万物的灵长!”于是,文艺复兴画坛三杰都用最大的智慧来塑造人,大卫、蒙娜丽莎、维纳斯、圣母都是人中的典范。人们从这些作品中观照出的是人的伟大,人的美丽,人的纯洁,人的高尚。正是商人把人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画家、诗人、小说家才能创造出高超的艺术形象,理论家才能有人文主义的启蒙和倡导。
欧洲的商人是在农业社会中建设商业的,教会的神权、封建主义的君权像螃蟹的两只螯钳住他,商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建立商业世界。没有从草原民族那儿继承来的饱满的活性心理原素,是难以对付的。但欧洲的商人对付得绰绰有余,他们就在农业社会的心脏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向封建主和教会争夺权力,在欧洲许多著名的市集都摆脱政府的管辖,由商人自行管理,市集上设有自己的法院,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人员,保卫市集的秩序。在市集的基础上,商人还建造起许多由商人主管的城市,他们自己为自己立法,他们选举市长、选举议会,甚至出现了商业共和国,公然与封建主分庭抗礼。
因为商人自己发展自己的力量,政府不得不给他们让权,当年荷兰共和国的东印度公司几乎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政府授权他们管理殖民地,他们不仅是政权组织,而且是武装组织。
对欧洲出现的商人角色,对这个角色和草原民族,中外史家都未曾很好研究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漏。都称做商人,中西商人有何异同,也没人研究,这对研究中外历史来说,不能不造成缺失。
欧洲的商人主掌欧洲历史几百年,大步推动了欧洲历史的发展,在这期间他又为新的社会角色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欧洲就发生了又一次的社会角色转型,即由商人转型为实业家或者叫资本家。每个社会都有主宰这个社会的社会角色,新社会是由新的社会角色创造的,新角色不出现,新社会也不出现,改朝换代之所以不能推动历史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换的是朝代的名称,主宰社会的角色没有变。
欧洲的农业社会变为商业社会,是因为出现了新型的社会角色——实业家或资本家。
资本家是从手工作坊主发展出来的,商人只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他只是运转销售商品,而资本家则是生产商品,资本家创造了新的社会需要,并且按照新的社会需要创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机制,他要按他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欧洲因为是草原文化传统,就发生了社会角色转型;中国是农耕文化传统,就没有发生这种社会转型。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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