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动物为了保持种的长期存续，就必须实行自我淘汰，别的动物是靠天敌，是自然淘汰，人把狮虎狼豹都看做凶兽，当它们捕食动物时，样子的确很残暴，但是被它们捕获的常常是物种中的老弱病残者，这些老弱动物被捕吃掉，对一个物种来说，实在是幸事。因为优胜劣汰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

　　在历史发展中，不论是一个部群，还是个人，都容易发生这种现象：自己被自己创立的模式、套式、格式束缚住，自己扼杀自己的创造能力，这是农业社会最易出现而又最具危害性的现象。那时人类非常缺乏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能力，也就是缺乏反思能力，缺乏以自我做对象的思考能力。一个成功的经验很容易异化为制约人的枷锁，久而久之，社会的熵增大，无序状态增强，社会就会濒于崩溃。从理论上讲，对一个封闭自足的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熵增大，但在中国、印度都没发生，就是因为在欧亚大陆上存在着无数支破坏力量。就是这些处于动势的游牧民族，他们一次又一次冲破农业社会的封闭，踏破那些农耕社会的人用自己的手给自己身上套上的绳索，精神上获得一次次的解放。在事实上这被称作破坏。破坏并不是仅具有消极意义，当人的主体意识还没有完全确立时，历史是需要破坏的。特别是那些统治人的思想观念、典章制度，没有外力的破坏，自我是消解不了的。一次大的破坏，就能刺激人在大的范围内做出一种辉煌创造。当然，这种破坏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保护住发展的生机，如果连这点都破坏了，再创造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像日耳曼民族对罗马文明，因为破坏的程度太严重，几乎要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这应该看成是历史的损失。几百年之后，欧洲才重新建立起日耳曼文明。中国西晋末年，匈奴、羯羝、羌、鲜卑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因为战争过于频仍，物质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南北对峙了将近两百年，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才出现了超越魏晋的隋唐文明。所以要正确地评价在历史上由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的作用。战争起的是破坏作用，但适度的破坏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适度的破坏可使人从旧秩序、旧观念、旧思维、旧传统中解放出来，为新的建设、新的创造准备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的破坏是新的建设的前提。当然，战争的频率过高，战争的破坏程度过重，伤了文化的元气，要重新建设就是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历史的倒退是可能的。从7世纪起，大月氏人、匈奴、阿富汗与突厥，一次又一次对印度的进犯，时间长达400年，弄得印度疲惫不堪，后来终于招致回教徒和蒙古人的统治，印度就没再喘过气来，再没有创造出超过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辉煌文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的宋明清三朝，都继续发展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学的出现更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欧洲战争的频率远远超过亚洲，著名的玫瑰战争在英国国内持续了30年，著名的英法战争，又被称为百年战争，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在古罗马的欧洲，战争比较适度，并没有伤害元气，因此欧洲的物质文明并未因此落后于亚洲，而是远远超过了亚洲。靠着这种超越，欧洲曾经奴役亚洲。是战争给欧洲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正是他们草原文化传统的表现。

　　在人类历史上，信息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因为无高山大河的阻拦，信息的交流比较快，所以发展比较快；而在大洋洲、澳洲，因为有海洋阻隔，没有信息的撞击，欧洲人登上澳洲，发现那里的人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在中国，最早靠烽火台传递远距离的军事信息，2700年以前，周幽王就用烽火传递信息。军事通讯有许多是秘密的，太公望发明了通过传送“阴符”和“阴书”传送秘密信息。中国的驿站制度从周朝就开始了，到了唐朝，邮驿通信盛极一时，分为水驿、陆驿、水陆兼办三种，全国共有一千六百多处。但是在古代，人是最好的信息载体，处于动势的游牧民族是最好的信息传播者，他们游动到哪里，那里就得到了信息，他们在战争中的俘虏也是鲜活的信息载体。靠着这种信息载体，就能把一个地方的成就传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玄奘到中亚撒马尔罕时，发现那里有大量曾在中原从事手工业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是游牧民族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正是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信息带到了中亚。游牧民族在动势中把信息带到欧亚大陆的角角落落，冲破了农耕部群的封闭。世界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全是单一部群的创造是不可能的。原始人的创造和现代人的创造是不同的。现代人的创造是自觉的，是利用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原始人的创造没有这种自觉性，几乎都是一些偶然的现象引发了他们的创造动机。这种偶然现象不是能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产生的，即使发生了，并不都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在出土文物中，仍然发现许多文物有距离的相似，这种相似就是信息传播造成的。中国人把黄帝塑造成一个发明家，而且许多史料都证明他和西域有联系，可见黄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从西域向华夏传播了文化信息的部落。不管有没有黄帝其人，在西域有那么多游牧部落，有欧罗巴种的，有蒙古利亚种的，有两个人种混血的，他们在西亚、中亚、南俄草原、西伯利亚驰骋，不可能不带来大量信息。华夏也是创造了早期古代文明的地区，他们又不可能不带走许多信息，传到欧亚大陆的其他角落去。每一种信息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能够超越现实就凭借的是智慧。彼此传送智慧，彼此就可激励实行超越。超越了，人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才有新内容，才能改善人的质，进而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譬如车是最早出现在西亚的，西亚人用圆的摩擦系数最小的规律创造了车轮，进而发明了畜力车。车自然是人的智慧的产物，这个信息传到华夏，华夏人又根据自己的地理环境特点，又投入智慧，改造成适合自己特点的车。车的出现，人们来回运送物资就大大方便了；因为有车，可以运送军需品，战争的规模也由此扩大；有了车，人可以坐车外出，不再徒步跋涉，原始人远距离游动时，老弱妇孺是一个包袱，现在有了车，就不会遗弃他们。车的原理给人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触类旁通，人们可以运用这个原理开发出别的物品，当人们作这种思考时，无疑就提高了人的质。

　　游牧民族又最善于采撷信息，因他们处于动势，不断转换空间位置，世界老向他们展现出新景观。因此，他们有很强的求新意识。正是这种求新意识，使他们时刻观察着涌现在视野里的新东西。他们有很强的占有欲，看见新东西就想攫为己有，他们奉行的是“拿来主义”，是“强盗哲学”，“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每次战争抢到手的财物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把能制造器物的人带走。成吉思汗对俘虏中的手工业者，特别是那些能工巧匠，他是不杀戮的。这样，在他们的运动中就载着大量信息。把火药用到军事上，这是从中国宋朝开始的，而在战争中大量使用则是成吉思汗的军队，后来就是通过他的部队把火药武器带到了西方。有了游牧民族，就省了交通信息的使者，没有这种状况，人类的落后状况又不知要维持到多久。

　　草原民族因为处在动势，就不会自我封闭，就不会把传统当做不可变更的，在他们眼中，世界在变，自我也会随着变，不像农民，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不变的，自我不能变，传统自然就是必须承传的。草原民族因为用变的眼光看世界看自我，所以放弃自己的传统牧业，实行角色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欧洲因为发生了社会角色转型，所以历史不断有新的发展，欧洲的草原民族由牧民转成农民，因为欧洲的农业社会没有创建出像中国这样精美的农业文化，即使牧民由草场转到了田头，扔掉手中的鞭子，扶上了犁头，他们的动态思维也没有被腐蚀，他们嗜动的性格没有改变，他们的活性心理原素没有退化。一句话，他们的外部行为转型为农民，他们的内心世界还保存着草原民族的内容。不像在亚洲，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建立起了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在内的庞大精细的体系，形成一个网眼很小的思想网络，人一进入这个社会，耳濡目染无不接受农业文化的教化，甚至社会风情风俗都渗透着农业文化的精髓。这种对人的塑造既推不掉，又躲不开。游牧民族一进入这个文化圈，就不能不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量牧民转型为农民后，因失去了活性心理原素和动态思维，就发展了惰性心理原素，就固定在农民这个角色上，再也不可能发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