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实施异族婚姻,但是其单于则能从数量有限的高贵氏族中娶妻。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类似“叔接嫂”的婚姻也习以为常,即当父亲或兄长去世后,其妻子可以再嫁死者的儿子或兄弟,只要她不是后夫的亲生母亲。单于的宫廷也遵照这一做法。
《史记》声称,
匈奴单于死后,其最亲的亲人与妻妾们都要殉葬,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假若匈奴确曾有过这一风俗,那么以真人殉葬的方式肯定早已被象征性仪式所取代。丈夫死后,匈奴妇女可在其夫墓中放入一缕自己的头发,以作为悲悼的标志,象征着她已前赴另一世界陪伴她的丈夫。
匈奴人最初相信万物有灵论、图腾以及死后的另一种生活。自冒顿时代开始,萨满教就成了国教。主萨满从男巫师中挑选,并效忠于单于及其氏族和亲戚。萨满的冠饰见于诺音乌拉的一座墓葬中,它与蒙古“答剌罕”的头饰十分相像,惟一的区别在于前额图腾精灵的表达法。匈奴的头饰上有一只鸟,可能象征了祖先精灵的面孔。
匈奴人崇拜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向天、地、鬼神和自己的祖先献祭。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史记》载云:“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18]每年五月,匈奴贵族聚集在单于廷,祭拜祖先、天、地和鬼神。他们一年三次会集在月神庙,于正月、五月、九月的狗日献祭天神。
匈奴人是否绘有其祖先的图形,我们不得而知。有关这方面的一项颇有意思的发现,乃是见于诺音乌拉墓中的一块半透明石片,厚5毫米
,上面刻着一幅简要的人像。人像上打了三个小孔,表明上面曾装了一些附件。这可能是某种神人护身符。统治青海和甘肃地区的一位匈奴王公曾崇拜一尊“金像”。
匈奴人用12种动物的循环标记来计算时间,其中的“狗日”和“蛇日”被认为是吉利的祭拜日。这种12循环的计时法源自印度或巴比伦,经由索格底亚那传入匈奴,它在匈奴生活的年代里始终对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基本计算体系乃是十进位制,这应用于其军事组织中。他们惯于在满月时进军,但是其结果则以萨满、巫师及占卜者的预言为转移。犹如蒙古人一样,他们也用羊的肩胛骨预卜未来,将骨置于火中,以辨识上面显现的线纹来卜测未来。
汉文史料称,匈奴并无汉人那样的文字,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一名背叛汉朝,名叫中行说的人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不过同一史料表明,当匈奴在记录一些事情或传送一个信息时,则“刻木”,并还提到“胡字”。事实上,在诺音乌拉与蒙古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其他匈奴人墓葬的发掘物中,见到过二十多个雕刻的字。这些字中的大部分相同或者类似于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鄂尔浑—叶尼塞字体,这类字体不时见于欧亚草原地区。有些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匈奴有一种类似古代欧亚“如尼”文的字体,这些字母后来即成了古突厥文字的基础。
神话、传说和其他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匈奴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在单于廷前有个人工开凿的水池,是为龙的居所,它曾从天上落下,因此成了受崇拜的对象。看来不仅仅是汉人才崇拜龙。史籍将匈奴人描绘成凶残尚武的可怕民族,但他们却是喜欢乐趣的人民。他们聚集在单于廷和祖先神庙前,组织诸如跳马、赛骆驼和其他欢宴等娱乐活动。他们会唱悲歌,这种习俗后来广泛地流行于蒙古人中。横笛、鼓以及少量弦乐器的乐声响遍整个草原。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乐、舞就为汉朝皇帝所喜爱。箜篌与横笛在早期从索格底亚那传入中亚,汉人则从匈奴人那里引进了这些乐器。
许多中国丝绸和刺绣织物以及源于西方的布,都见于诺音乌拉的墓葬中。有一块毛质的壁毯,系在西方制造;有两块毛毯源于月氏或乌孙;一系列刺绣品,暂时可归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制品;有两幅肖像展示了类似的工艺;最后还有一块来自帕提亚或小亚细亚的挂毯。还有一些墙壁悬挂物的残片,上面饰图案,如骑士、向一只鹰投掷标枪或戟的少年武士、半狮半鹫的怪兽以及花环等,K.V.特雷弗对此曾详细描述[19]。
最大一块残片上所画的两名骑土属于欧罗巴人种,他们的小胡子及前额上的头发卷,令人想起犍陀罗的雕刻。其服装与头饰为典型的伊朗式。不同的毛色、修剪的鬃毛、优雅的长颈和纤细的长腿,都使得这些马匹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可能是著名的帕提亚良种战马,或者是声名卓著的匈奴“千里马”。沿着此残片的下部边缘,在两条宽带之间,乃是刺绣的棕榈叶花冠,点缀着洋槐花,花蔓盘绕。这种边框是属于希腊式或希腊—印度式的图案[20]。在见于残片上的两幅肖像中,一幅保留了一位男子的脸部,并非蒙古人种,而是十分接近于中亚及波斯所见的土兰人种。特雷弗将这幅肖像和见于犍陀罗浅浮雕艺术中的头像做了比较,认为它代表了中亚的一个民族,该民族的文化曾与中亚的希腊化文化(诸如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文化)进行过接触交流。显然,这些制品是伟大的艺术文化和完美技能的代表作。
匈奴的游牧文明甚至对更为先进的汉人文化施加了影响[21]。有关这方面的例证,见于匈奴人对下列动物的处理手法:虎(中国“饕餮”的原型之一)、有翼狼、山羊、马,以及奇异的鹰-狮怪物——身躯为有翼的狮子,头颅状如凤凰。
鲜卑的文化
鲜卑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公元1~3世纪期间,它达到了与匈奴文化相似的水平。据史籍记载,鲜卑也刻木简而记事。他们信仰萨满教,起初崇拜木制神像,但是后来铁和其他金属的铸像则广泛流行于鲜卑人中,犹如中亚其他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嗣后的数百年中,内蒙古与华北的其他鲜卑分支慕容、拓跋和吐谷浑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形式,他们从匈奴人那里继承了不少要素,此外,也从中亚的邻国、东突厥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借鉴了大量文化。同样,鲜卑文化也对他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特色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一起构成了中亚游牧文明框架重要的第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结了中国与中亚,与此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1]奥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第261页,1955年。
[2]司马迁,1931年。
[3]白寿彝,第116页,1980年。
[4]科诺瓦洛夫(Konovalov),第3页,1976年。
[5]塔斯金(Taskin),第25、42、47、48页,1968年。
[6]佩尔列(Perlee),第21页,1961年。
[7]比拉(Bira),第379~380页,1977年。
[8]伊什詹茨(Tshjamts),第24~26页,1974年。
[9]古米列夫(Gumilev),第96页,1960年。
[10]德经(De
Guignes),第1卷,第2部分,第15页,1756~1758年。
[11]哈尔马塔(Harmatta),第287页,1952年。
[12]班固,卷九四上。
[13]多尔兹苏伦(Dorzhsuren),第6页,1958年。
[14]劳费尔(Laufer),第217页,1914年;吉塞列夫(Kiselev),第321页,1951年。
[15]乌赖-科哈尔密(Uray-Kohalmi),第148页,1974年。
[16]比拉(Bira)等人,第48页,1984年。
[17]比丘林(Bichurin),第1卷,第40页,1950年。
[18]同上引书,第50页。
[19]特雷弗(Trever),第141~143页,图版39~44,1940年。
[20]罗斯托夫策夫(Rostovtzeff),第87页,1929年。
[21]塞罗扎夫(Serodzhav),第4、22、106、109~111页,1977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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