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蒙古高原
公元前一千纪，蒙古高原及其相邻的中亚地区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定居的生活区，那里是清楚的原始游牧世界，居住着土著的部落与氏族，牧养绵羊、山羊和牛。他们的主要职业之一即是饲养马，特别是普尔泽瓦尔斯基马(Przhe
valski)，这是较早时期就已驯养的一种马，矮小而壮实，具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被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广泛使用。在戈壁沙漠的气候环境中，双峰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极具重要性。而在戈壁沙漠以南，则畜养少量驴和骡子。颇有意思的是，这类马、骆驼、驴的野生先祖，在当时仍见于阿尔泰山以东蒙古戈壁的西南部、准噶尔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公元前700～前300年)，蒙古高原及中亚其他部分充分发达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中亚游牧方式。
生活在今蒙古、内蒙古、准噶尔和南西伯利亚境内的居民，在其身后留下了大量“石板墓”、“驯鹿石”以及表明其存在的其他物质遗迹。
之所以称为“石板墓”，是因为坟墓的地面部分围以矩形的石板墙，墙根埋入地下。石板墓的一角通常立有一根石柱，有时饰以动物图形。墓中的尸骨背部着地而卧，头部往往朝东，并随葬家畜骨殖、陶罐与其他物件。有些容器用赤陶制作，带手柄；有些则用棕灰色陶土制作，覆以影线，犹如此后匈奴时期的陶器一般。
这些墓中的居民完全掌握了铸造技术。墓中藏有漂亮的青铜器和铁器，或可见到这类器物的残迹。蒙古石板墓中所见斯基泰型的青铜质地的壶、斧、短剑、箭镞以及青铜和铁的马嚼，与贝加尔湖外地区及河套地区墓中所见的同类物品极为相似。蒙古高原上还见到许多驯鹿石(即饰以奔驰驯鹿图形的石柱)、日盘和武器，这些物件在技术和图案方面，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所见的古代写生艺术纪念物的“动物风格”类似。
此外，尚有大批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圆柱形的白磐石珠子、中国鼎的残片、软玉饰品(环状、圆盘状或半圆盘状)和珠母等见于蒙古高原上的石板墓中［1］。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中国、中亚、和田以及阿富汗的贸易而运抵蒙古高原的。当地与外界的文化联系通过索格底亚那而抵达印度，越过哈萨克斯坦而远至黑海地区与东欧。
这一地区生活着各种部落，显然操着不同的语言，人种与文化均各有区别，但是他们所用器物的形制却大多类似，尤其是武器、马具和装饰品。最初，最常见的武器形制乃是带青铜座的箭镞，它的杀伤部位为一偏平尖顶，呈椭圆形或偏菱形。后来，这种形制便被带插座的三棱或角锥状箭镞所取代。马嚼展示了极大的类似性。起初，只使用具有马蹬状端环的马嚼，后来则由具有圆形环的马嚼取而代之。随着马勒与金属马嚼的使用，远程驰马遂成为可能；这便使得诸部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且大大地加强了草原上遥远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按照普遍的发展水平来看，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在公元前7～前3世纪的石板墓及驯鹿石文化，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400～前300年，铁器已广泛地使用于蒙古高原和整个内陆亚细亚，从而宣告了另一个发展时代的到来。
根据中国的甲骨文、司马迁所撰的名著《史记》以及其他史料记载，今蒙古、内蒙古和准噶尔盆地境内，在此很久以前就居住着猃狁、匈奴和其他游牧部落。公元前一千纪，这些地方相继由“胡”、“东胡”、“西胡”以及“匈奴”所居住［2］。在上述诸族中，“胡”与“匈奴”占据着蒙古高原，“东胡”生活在蒙古东部和满洲西部，“西胡”则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西南部与西部。
匈奴帝国
公元前7～前3世纪的考古证据提供了一幅游牧社会的构图：族长统治的氏族组织，使用通过掠夺或购买而获得的奴隶。随着牧马业与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部落—氏族精英越来越强大，而部落社团的下层成员则更为削弱。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而随着铁器时代的开始，便出现了大得多的游牧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7～前3世纪这段时期内，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内陆亚细亚兴起：河套地区与中部蒙古的匈奴、蒙古东部与满洲西部的东胡、甘肃及准噶尔与河套之间的月氏。在南方，党项—吐蕃部落则在青海附近过着游牧的生活。中亚的游牧世界日益变成军事和政治强国。
有时候，中国与游牧人的关系绝不是和睦相处的。秦王朝(前246～前207年)修筑了著名的长
城［3］，这一防御工事绵延于秦朝的北方边界上。公元前214年，秦廷派遣十万大军对付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嗣后又占领了阴山山麓地带。公元前3世纪末，财富的增长(来自畜牧业的发展)、铁器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军事技能的提高，使得24个匈奴部落力量大增，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这一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诞生。
史料记载了随着匈奴政权的兴起而出现的种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尽管略带一些传说性的味道。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名为“头曼”，号称“单于”(意为“最伟大的”或“最好的”)的部落酋长统率了匈奴部落联盟。据称他有两个异母所生的儿子，为了保证他所宠爱的小儿子日后得以继位，他将长子冒顿交给月氏作为质子，希望月氏能将他杀死。但是，冒顿却盗了一匹马，逃回家中；头曼便将一万户交给他治理。冒顿施展其军事才能，立即训练骑兵，并命令所有骑士，必须随他鸣镝所向的目标射箭，违令者立斩。当冒顿认为骑士们已能完全服从其命令时，便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他的父亲。
公元前209年后，冒顿号称“单于”，匈奴政权便迅速地发展为强大的游牧帝国。“龙城”成为匈奴单于的大本营，它位于杭爱山脉的南端；那里即是后世的哈剌和林以及突厥人与蒙古人其他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匈奴的君主持有铭刻“匈奴单于之印”的印玺。匈奴有了一整套政权体系：都城、印玺、旗帜、边境守卫以及一个强大政权所具有的其他属性，这标志着具有特色的游牧强权的开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