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墓葬及诺音乌拉的发掘物
研究匈奴的最佳资料即是他们的墓葬和居地，后者的重要性稍逊于前者，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许多墓葬见于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及河套地区。有四处主要的匈奴墓葬遗址：两处位于蒙古中部，两处位于外贝加尔
湖地区之南。最大的一处为胡内果尔(Khunui-g
l)，位于杭爱山脉一僻远地区，在胡内河的盆地中。1956年，T.多尔兹苏伦和其他蒙古考古学者清点了三百多个墓
葬［13］。在诺音乌拉的山区，离乌兰巴托122公里处，则记录了212个墓葬地。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Y．D．塔尔科-格林策维奇在外贝加尔湖的苏津斯克(Sudzhinsk)，即基雅赫塔(Kyakhta)以东10公里处，比定了214个墓葬。他还在贝加尔湖以外的前色楞格区发掘了德雷崔(Derestui)墓地，约见到260座墓葬。十分可能的是，这四片大墓地属于匈奴的四个高贵氏族，冒顿与其他早期单于混葬在胡内果尔墓地，那里有着最为堂皇的匈奴陵墓，而呼韩邪及其子孙则葬在诺音乌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如附近的其他墓一样，诺音乌拉六号墓呈正方形，边长24.5米，堤高1.62～1.95米。墓的南侧还有一道长堤加以保护。墓墙与护堤的正面用石块砌就，正对基本方位。墓的内室有棺木，正对南方，坐落在厚木板铺成的地板上，地板隐约显出油漆过的痕迹。发掘物中有一块毛料的遮篷，覆盖在外室的天花板上；还有一条厚毛毯，铺在棺木之下，上面饰有动物角斗的场景；一块绣有植物母题与各种动物图形的毛料粘贴在外室的天花板上，实际上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表面。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1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即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
根据诺音乌拉诸墓的发掘物判断，匈奴人的长久性居处配备有木板床，而其机动居所则配备有短腿的矮桌。这些桌子的高度表明，当时人们是围桌席地而坐，桌上铺着厚毛毯。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类小矮桌广泛地使用于中亚的畜牧民族中。
诺音乌拉的墓葬中藏有各式各样的匈奴器皿，木制的、金属的和陶土的。最引人注目的金属器物乃是一盏青铜油灯，安置在三条腿的支座上，中央则有一根圆锥形茎干作为灯芯。还有用以煮肉的大青铜锅的残片，并有一只较小的锅，其柄铸成动物头颅模样。在其他发掘物中，则有微型的黄铁晶片，打以小孔，作为衣服的装饰品；还有孔雀石和各种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珠子，以及各种形状与尺寸的琥珀珠。最有意思的是制成狮头模样的琥珀珠。除了普通类型墓(主要是妇女的墓)中所见的珠子外，尚有属于各代单于的青铜镜及形形色色的衣服装饰品被陆续发现。
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蹬。配有马蹬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
尽管匈奴人已经知道铁，并懂得冶炼技术，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铁器，但是他们却不用燧石取火，而是将两根棍棒相互摩擦而取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钻木取火。由于诺音乌拉墓中的木料保存得很好，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大量用以取火的器物。
最杰出的一件骨制饰品，乃是一件雕刻的圆柱体，上饰一只有翼和长角的神话狼。尤为瞩目的是当地制造的绣边毛毯，见于诺音乌拉墓葬中。毯子中部的接缝部分绣以颇具特色的螺旋形图案；毯子的边缘则覆以争斗动物与树交替排列的图案。
匈奴不仅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密切的接触交流，并与其东邻和西邻的诸族频繁来往，后者在文化方面与其十分相像。制成狼头形的一顶青铜冠见于诺音乌拉，它可与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狼头相媲美。蒙古与河套地区的其他匈奴制品则展示了与南西伯利亚工艺品的极度相似性。动物被描绘得臀部十分突出，这正是该地所见艺术的特色。
饶有趣味的是，诺音乌拉毛毯上所描绘的场景：牦牛与有角狮之间的搏斗，以及半狮半鹫怪兽袭击一头鹿。牦牛表现得高度图案化，头异常大，低垂，吐出长舌。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的场景，乃是很早时期以来西亚诸族艺术的特征；这一母题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又通过塞克人而传播到南西伯利亚，后传入匈奴人中。
在诸如匈奴这样的欧亚游牧部落的艺术中，借鉴自植物界的母题十分鲜少。因此，诺音乌拉毛毯上所绘的传统树木更加令人感兴趣，这些树饰于动物角斗场景的间隔之中。我们在此见到一棵“圣树”的复制品，而“圣树”则是典型的亚述艺术。匈奴毛毯的边缘饰以方块、十字形、战斧和其他图形。毛毯接缝口所饰的最为广泛流传的母题，乃是以两种不同形式排列的扁菱形或螺旋形。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匈奴母题后来普遍使用于蒙古与突厥诸族的艺术中，并且迄今仍能见于布里亚特人、柯尔克孜人及哈萨克人的毛毯与护盖物上。
在普通人的墓葬中并未发现中国艺术影响的确切痕迹，但是它们却见于贵族的墓葬中。诺音乌拉丝织品上所绣的神话动物，即基本上属于中国特色。其身体仿佛一只翘起尾巴的鹰，羽簇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动物的爪子则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与南西伯利亚部落艺术中的虎爪。胸的前部画成一排排重叠的鳞片，而翼羽则属于阿黑门尼德朝的波斯风格。因此，我们见到了中国特色织物受匈奴、阿尔泰、斯基泰及波斯艺术影响的一个实例。
匈奴的习俗、宗教与文化
在军事领域，匈奴以及中亚和西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尤为巨大。早在公元前307年，周王朝的一位王公“武灵王”就将游牧“胡人”的服饰传入了中国内地，并指导其臣属们学习骑射之术。秦始皇则将庞大的骑兵编制引入中国军队之中，因此取得对匈奴征战的胜利。他的骑兵武装完备，穿戴甲胄，犹如以骑兵作为其军事组织一个方面的亚述军队一般，并且已经使用链甲、片甲以及战马的防护甲［14］。
冒顿重组匈奴军队时，用轻骑兵取代了重装甲的骑兵，装备着很长的组合弓，创建了一支极具机动性的部队。他严格训练军队，主要改善其战略与战术。在军事科学与武器方面的这些发展，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组合弓与有蹬马鞍在欧亚草原地区、帕提亚及叙利亚广泛采用；而拥有传统弓箭的匈奴人的后裔，嗣后成为帕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的最危险对手
之一［15］。
匈奴强大帝国的出现，对于它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影响。虽然这不能根本地改变其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使单于得以在杭爱山区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央指挥部，那里除了其住宅之外，还建造了圣所和其他建筑物。草原地带出现了定居地：供农业和手工业村社使用的设防地，诸如蒙古的瓜多夫(Gua-dov，367米×360米)、巴隆德里金赫伦(Baruun dereegiin kherem，345米×335米)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伊伏尔金斯克(Ivolginsk，348米×200米)居住地。在郅支单于统治时期，塔拉斯河流域曾建有一个城堡，展示出明显的罗马影响，那里可以驻扎一百多名步兵。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曾是克拉苏败军中的罗马军团；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卡尔海一战后，投降了帕提亚人，遂被遣往东界的木鹿服役，而那些罗马士兵正是在此变成了匈奴的雇佣兵。
